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者在事变发生后的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占领了我东北三省和一个特区，使东北3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明她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9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分别就日本侵占东北发表宣言。同一天，中国共产党又联合日本共产党中央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共同宣言。9月22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1931年9月20日，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并和日共中央联合发表《为日本强占东三省宣言》等。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图为中共与日共中央联合发表的宣言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决心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国各阶层人民同仇敌忾，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矛盾突出时，它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上海市商会和上海反日援侨会不顾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率先发出抗日通电和宣言。指出：“似此侵略不已，正我国民族生死关头，我国民众当激发伟大民气，群策群力，同御外侮。”表示“宁以白骨筑城，不为亡国之奴，末日将至，诸祈奋起”。在致国民政府通电中说：“寇逼于堂奥，如国内仍不改其蛮触蜗争之心理，际此危局，覆亡立见，何异助敌作伥，无论陈义若何，措词若何，均将为中华民族之大罪人。”这些通电和宣言九一八事变后最早见之于报端，可谓开风气之先，振奋了民气。在他们的推动下，各团体、各单位纷纷行动起来，表达自己抗日救国的立场。到1931年12月底，仅据《申报》一家报纸的统计就发表了上海各界团体的抗日通电、宣言532份。
上海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鲁迅、夏丐尊、胡愈之、周予同等纷纷发表文章，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图为当时报纸关于教育界抗日活动的报道。
为了对日本侵占沈阳作出直接的反应，上海市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更名为上海抗日救国会。以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上海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对上海的抗日救国运动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上海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和活动，大大促进了全市各行各业以至基层的抗日团体纷纷建立，到1931年年底，地区性行业性的抗日团体就有63个，基层抗日团体就难以统计。
图为张贴在上海街头的反日标语
但是不久，上海抗日救国会就被国民党所左右。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采取打进来、拉过去的办法控制了抗日救国会的领导层，逐渐把抗日救国会的活动纳入他们拥蒋反共的轨道，从而失去了当初成立时的光彩。
由于上海抗日救国会的沉寂和逆转，全市众多的抗日团体迫切需要加强领导，因而建立一个全市性的抗日团体来推动抗日运动的持续发展成为当务之急。中共江苏省委在九一八事变后坚决执行抗日的方计，通过上海反帝大同盟等左翼团体，领导和推动上海的抗日工作，由于这些组织太“红”，难以公开领导全市抗日运动，省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全市反日团体。1931年12月6日，全市54个团体、单位的代表成立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会议一致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的任务是，领导上海民众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战，反对政府当局的投降政策，一直到中华民族得到真正的解放。会议号召全上海民众，中国快要被瓜分了，民族快要沦亡了，只有我们民族自己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争取自己的出路。
图为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宣言
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后，积极领导全市的抗日救国运动，在一个多月里接连召开了3次全市性的市民大会，并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12月13日，上海民众反日会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近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大会主席东北旅沪同乡会抗日会代表陈公愚报告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形势，指出：当此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国之时，我们同胞皆为亡国奴!要救我们的同胞，要恢复我们的领土，我们的同胞就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上海民众反日会成立后第一次与全市人民见面，使全市人民在抗日运动出现迷惘时又见到了光明。1932年1月10日，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了追悼在南京珍珠桥惨案中牺牲的杨桐恒烈士的第二次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抬棺示威游行，工人、学生边宣传，边鼓动，悲壮动人，吸引了沿途市民纷纷加入示威队伍，到达南京路时示威队伍有万余人，使租界当局慌了手脚，从而扩大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市民中的影响。过了一周，1月17日，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又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了第三次市民大会，数千名与会者冲破了大批国民党武装军警监视，坚持集会。大会通过14条反日决议。
图为1932年1月17日，民众反日会在南市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市民大会
此时，一大批真诚要抗日的团体及其群众对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受国民党当局控制而感到失望时，看到了抗日救国的方向和目标，纷纷转向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民众反日会组织发展很快，成立时只有54个抗日团体，到年底已发展到300多个抗日团体，它在全市各区都设有分会，当时较为活跃的分会有沪西、闸北、法南和江湾等区。各区分会都由中共各区委直接领导。
上海学生的爱国运动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这次抗日救国运动中再次发挥了先锋作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在力主扰日的指示中，提出要注意学生中的工作，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参加斗争。各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翼群众团体成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团结广大学生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并在历次重大斗争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不怕牺牲，英勇顽强，起着先锋模范作用。
为了促成全市大中学校抗日会的联合，加强对抗日救国运动的统一领导，全市先后成立了大、中学联抗日会组织。当时全市各校大学生中有着各种政治力量，有国民党改组派的力量、无党派的力量、共产党的力量，如果由共产党出面号召组织全市性的统一组织是有阻碍的。这次大学联是由沪江大学发起的。沪江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刘湛恩，又是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他是一位爱国人士，当选为抗日救国会委员，在他的影响和支持下，发起召集全市各大学学生代表，在四川路青年会集会共商抗日救国对策。有22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代表出席，成立了上海各校抗日救国联合会，选出复旦、交通、大夏等11校代表为干事会委员。各校的党团员和左翼团体成员都积极参加了大会。
大学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时就作出决定，组织各校代表赴京请愿和各校开始罢课直至请愿代表返沪为止。9月25日，全市26所大学，共派出学生代表56人，在大学联干事会的领导下首次赴南京请愿。26日晨抵达南京奔赴国民政府请愿，迫使蒋介石出见请愿学生。学生代表向国民政府提出集中兵力，驱逐日军出境;惩办不力外交官;令张学良收复失地;发给枪械，武装全国学生;实行革命外交，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等5项要求。
第一次赴南京请愿虽未获得实际效果，但蒋介石原形毕露，使同学们看清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丑恶面目，并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点燃起抗日救国的熊熊烈火，在全国学生中产生强烈的反响。
11月21日，大学联抗日会作出决定，组织代表团赴京督促政府出兵，并确定了请愿目标。对国民党四全大会请愿目标是：“请大会当场议决，如蒋主席在四全大会所限定时限之内不遵照训令，亲自率兵出发，收复失地，则须予以开除党籍处分。”24日，大学联抗日会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组织全市8000余名同学带着“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为督促政府出兵呈蒋主席文”晋京。
上海学生赴京请愿，限令蒋介石3日出兵北上的消息激动人心。此时，日军大举进攻锦州，扰乱天津，震惊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但仍不见蒋介石出兵，相反国民党政府竟然向国联建议把锦州划为中立区，由列强共管。北平学生闻讯后，接连派出南下示威团，反对“锦州中立，天津共管”，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示威。12月5日，南下示威团遭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打伤30多人，逮捕185人，然后被绳绑、枪托打，押解出南京。留下的学生代表立即向上海求援。
图为请愿学生代表在上海火车站受阻
12月9日上午，上海大中学联抗日会在南市小西门少年宣讲团会所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听取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团代表许秀岑和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代表江学乾报告“一二五”事件真相，学生代表们当即表示回去发动各校同学全力声援北平和南京学生的示威，反对国民党投降卖国政策。会后，北大和中大学生代表离开会场时，遭守候在门外的一群武装特务的綁架，各校学生代表闻声赶到，奋力抢救，中大代表江学乾被救出，但已受重伤，北大代表许秀岑被特务挟持而去。凶手王福生来不及逃走，被同学扭获。
凶手王福生在民众临时预审法庭上供认国民党当局指使对北大南下示威学生代表凶殴和绑架的经过事实，使张群等人狼狈不堪，在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下，张群向南京国民政府引咎辞职。
上海学生经过前两次赴京请愿和一二九抗暴斗争，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看到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从敷衍搪塞，欺骗造谣到收买打手殴打绑架同学的流氓政策，深恶痛绝。14日，暨南、复旦、交通、同济、中公等院校2000余名同学排除了蒋介石的阻挠和恐吓，分两批乘火车抵达南京下关站。16日，上海学生代表和北平、济南、武汉、安庆、无锡、苏州、太仓等地学生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商量决定17日举行总示威，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罪行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
17日，各地学生联合总示威开始了。上海、南京、北平、济南等地2万余名学生在中央大学集合出发。示威大军以上海学生为先导，南京和北平学生殿后，其他省市学生居中间，浩浩荡荡地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走去。早有准备埋伏四周的国民党军警对空鸣枪，大叫大喊地冲向同学，用木棍打，用刺刀戳，用麻绳绑，当场死伤学生30余人，被捕学生60余人。上海文生氏英文专科学校同学共青团员杨桐恒头部、胸部受伤后，被敌人从珍珠桥上推入秦淮河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七南京珍珠桥惨案。第二天清晨，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武装军警包围了各地学生集中地中央大学，把上海示威学生武力押上列车，赶出南京城。各地学生也先后被押解离京。
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大为震惊。宋庆龄、鲁迅等爱国人士发表宣言和文章，谴责国民党政府对爱国学生的血腥暴行，抨击国民党投降媚外的不抵抗政策。
图为1932年1月10日，上海大中学联和民众反日会发起召开市民大会，追悼珍珠桥死难烈士，会后抬着杨桐恒烈士的棺木示威游行，沿途市民纷纷加入示威队伍，人数逾万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学生连续3次赴南京请愿示威，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爱国学生运动的开展，广大同学在国民党政府诽谤、造谣、镇压爱国运动的反面教育下日益左倾，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威信扫地，社会发生严重的动荡不安，社会上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纷纷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改弦易辙”，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与此同时，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被粉碎，国民党二十六军在宁都起义，这一切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在全民抗日浪潮的冲击下，特别是上海学生连续赴京请愿示威的压力下，再次施出“下野”的故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长职务。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在积极筹建伪满洲国的同时，策划对上海和长江流域的侵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拍电报到上海，指令当时任上海公使馆陆军武官辅助官田中隆吉“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田中接受指令后，便通过女特务川岛芳子选定上海三友实业社毛巾厂为肇事地，制造了日僧事件。
1932年1月18日下午，田中隆吉、川岛芳子布置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及信徒藤村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5人收集三友实业社毛巾厂的情报。他们身穿袈裟，手拿扁鼓，—边敲打，一边在马玉山路(今双阳路)毛巾厂周围转来转去。他们鬼鬼祟祟的举动引起该厂工人义勇军的注意。义勇军立即派人跟踪和盘问，至赵家宅附近，神色慌张的日本和尚拔腿就逃，那时围上来一群不明身分的人群，挥拳喊打，有的还用界石猛砸，打得天崎启升、水上秀雄两人气息奄奄，后藤芳平重伤，另外2人见势不妙就溜进附近的东华毛巾厂，向驻厂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报告。结果，日僧是一死两伤。这突如其来的打手，是川岛芳子事先布置的。事后，田中隆吉也供认：是他们“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川岛芳子雇佣这批打手打死了日莲宗和尚后，把罪责嫁祸于三友实业社工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
图为三友实业社
日僧事件发生后，田中隆吉认为“这时候的确可以搞出点名堂来”，当时上海有个日本青年同志会，田中“就叫刚刚到上海来的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这个团体，袭击了这个抗日1月20日，宪兵大尉重藤集合日本浪人70余人，在海军陆战队的配合下前往三友实业社纵火。沿途枪杀了盘问的中国巡捕田润生，刺伤华捕2人，并割断警亭电话线。到三友实业社毛巾厂后面，撬开工厂周围的竹篱色，将火油、汽油浇到厂房的板壁上，并以硫磺布和浸透汽油的纸团抛进工厂，然后投掷手榴弹。顿时火光冲天，焚毁厂房6间，织布机24架和大批纱线。这就是日僧事件后日人又制造的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
在日本人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的当天下午，日方又召开1000余人的日本居留民大会，会后在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掩护下，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虬江路一带寻衅滋事，打碎中国商店橱窗玻璃，撕毁抗日标语，毁坏公共汽车，殴打值勤巡捕。然后又到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帝国陆海军立即增兵，并要求驻上海的帝国官府(总领事及海军陆战队)采取强硬手段”。
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制造一系列事件的同时，日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反而向上海市政府抗议，提出要中国政府“道歉、惩凶、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4项无理要求。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却节节退让。日僧事件后，国民党政府就电令上海市长吴铁城：“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立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28日，国民党上海当局就全部接受日方4项无理要求，下令封闭上海抗日会。在日方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派宪兵第六团赴沪接替十九路军防务，防止十九路军与日军发生意外。在日本领事对吴铁城的答复表示“满意”时，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却于当晚11时30分向闸北发动进攻，爆发了一二八事变。
那时，何应钦派来的宪兵六团还未接防，闸北驻军仍是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第六团。十九路军不顾蒋介石“逆来顺受”的指示，违命抗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示意图
事变爆发时，盐泽气焰十分嚣张，扬言日军可在4小时内完全占领闸北，想重演沈阳事变，道到十九路官兵的英勇回击。经过一昼夜浴血奋战，毙敌数百人，把日军赶到海宁路租界地段。盐泽少将因闸北战役失败被免职，继由第三舰队司令、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接任。2月7日起，野村集中在沪的海陆空军主力会攻吴淞，企图包抄闸北十九路军后方。十九路军誓死抵抗，击退日军10余次冲锋，日军伤亡千余人。日方调陆军第九师团近2万人来沪参战，由新任远东陆军总司令植田谦吉中将替代野村，任侵沪日军总司令。植田采取“中央突破”的作战计划，企图占领江湾、庙行，切断十九路军与第五军之间的联系，然后各个击破。
2月14日，张治中率第五军到沪与十九路军共同作战。
图为十九陆军在天通庵路奋勇抗敌
2月21日起，日军猛攻江湾、庙行等地，我军顽强抵抗，阵地岿然不动。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本的退让屈服政策，对十九路军抗战一再破坏，壮烈的淞沪抗战以中国军队的撤出市区而告结束。5月5日，国民党政府又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但中国军民联合抗战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抗战三日亡国”，“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占领上海的迷梦，迫使日军不得不暂时放弃吞并上海华界的计划。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惊慌失措，迁都洛阳，中共中央则坚持力主抗战的方针，号召上海民众武装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1月27日，事变前夕，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紧急通知》和《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现在又想占领上海了。”“党应该动员无产阶级与一切劳苦群众给敌人的进攻以致命的打击”;实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民众自动武装保卫上海的劳苦群众与革命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中共江苏省委根据党中央的上述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地领导上海市各级党、团组织、工会和民众反日团体，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支援十九路军抗战。战争爆发后，1月31日，民众反日会义勇军在闸北战区中兴路宝兴坊设立前方办事处，并在战区立即开展组织动员工作。在太阳庙附近空地上召开战区市民大会，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支援前线战斗。许多丝厂工人、失业工人、平民村市民以及学生、自由职业者立即响应，报名参加民众反日会义勇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正如十九路军军部档案记载指出：“自一二八夜开战，当地战区的工人、学生及自由职业者纷纷加入巷战，以血和肉与日本的陆战队及便衣队相拼，协助军队作游击战争，当收空前的胜利。”
图为江苏省委提出的抗日宣传口号
民众反日会义勇军除了做群众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外，还注意做兵运工作。义勇军总部挑选广东籍的队员去前线慰劳十九路官兵，用粤语向十九路军官兵宣传抗日救国形势，代表全市人民向战斗在前线的勇士们致敬，还散发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机关报《反日民众》等宣传品，介绍上海各界人民怎样以实际行动来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生动情景。2月7日，民众反日会闸北分会在战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借恒丰路三育小学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到会约2000人，有战区工人、贫民的代表，民众反日会义勇军和十九路军官兵等。会场四壁贴满了“工农兵联合起来!”“援助十九路军革命战士!”“援助反日罢工工友!”“加入民反义勇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和漫画。十九路军代表、六十师教导队李教官发表了热情的演说，他激动地说：“十九路军以前打过仗，但打的都是中国人，这次才真和外国侵略者打仗。十九路军个个抱决死之心。要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民众反日会义勇军和工人代表也慷慨陈词，一致表示坚决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会议还通过了“用军民团结一致的力量誓死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通电和宣言。”
宋庆龄在吴淞前线慰问
上海各界群众踊跃捐款、捐物，为前方战士缝制棉衣，各地民众和海外侨胞积极响应，直接负担起抗日军队的所需一切。图为女工为抗日将士赶制被服。
中共江苏省委除了直接地、有效地领导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及其义勇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以外，还领导上海工人开展反日大罢工，发动文化艺术界左翼团体探入前线、深入战区开展抗日救国工作，对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等，从而使一二八淞沪抗战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军民联合抗战新局面。
中井江苏省委在发动群众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同时，领导和组织上海市各业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1月30日，江苏省委通过上海工会联合会，在东新桥召开了上海各业工人代表大会，号召全市各业工人自31日起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成立了上海工人抗日总同盟罢工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和总同盟罢工委员会的有印刷、驳船、店员、纱厂等各业代表30余人。大会通过的总同盟罢工决议以布告形式在全市主要马路张贴。
各业工人反日罢工的宣言和报道
罢工工人的鸣谢启事
2月中旬，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刘少奇领导了在沪西召开的上海各业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上海各业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为隶属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的团体会员。
沪西是上海日商纱厂最为集中的地区。当时全市34家日商纱厂6万余工人，有17家，3万余工人在沪西地区。他们长期受日本资本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富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1月28日下午，在沪日商纺织同业会，从日本军方获悉日军于当夜将进攻上海，于是宣布即日起关厂停业，并派日本海军陆战队驻厂，把工人全部赶出工厂和工房。沪西日商纱厂这些被迫离厂的工人纷纷加入以同兴、喜和为核心的罢工行列。中共江苏省委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号召举行总同盟罢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后，在中共沪西区委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沪西区罢委会和各日商纱厂罢委会，具体组织和领导沪西工人反日罢工斗争，把原先反对取消月赏和反对关厂停业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的抗日总同盟罢工。
3月1日，十九路军被迫撤出市区，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成为上海人民反日斗争的中心，因此中外反动派集中力量向沪西工人发动进攻。他们除调动武装军警严密监视和镇压工人反日斗争外，还千方百计地破坏罢工阵线，如派出工头挨家挨户诱骗工人复工，企图先开一厂或一部分车间以动摇整个罢工阵线。还从大批难民和失业工人中招收新工，以挑拨工人群众内部的团结等等。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一直坚持到5月初才告结束，历时4个月。这次反日大罢工4个月里，连同上海各业工人的斗争，使日商工场、银行、商店等营业损失达9100万银两，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次反日大罢工使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在政治上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并扩大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发展了革命力量。
图为工人参加抗日示威
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继侵占东北、建立殖民统治以后，华北就成为日本觊觎的下一个目标。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3月，热河沦陷。日军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察哈尔、河北等地，平津一带受到严重威胁。5月，国民党政府又一次妥协，与日本签定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和热河的侵占，还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在此驻扎，造成华北门户洞开，为日军继续入侵创造了条件。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加紧了吞并中国的步伐。
在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的抗日救国情绪日趋高涨，无论是大江南北，还是黄河两岸，团结抗日，救亡图存成为广大群众一致的呼声，各地党组织也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努力，推动抗日救国新高潮的到来。
在华北危机的中心北平，痛感国土沦丧的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已经无法再平静地面对日益险恶的局势了。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勇敢地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声响彻古城。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全市总罢课。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成立的16日这天，北平学生1万多人再次突破军警的阻挠集会示威，迫使国民党当局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一二九运动喊出了全国人民被压抑的呼声，喊出了人民埋藏在心底的愿望，成为抗日民主新高潮到来的标志。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经历过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上海人民心中长期被压抑了的抗日爱国情绪如同火山一样爆发了。1936年，民族危机仍在扩大，黄浦江畔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救国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为统一领导全市的抗日救亡运动，由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等团体发起，各个救国会形成了统一的组织——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各救)。一二八事变4周年那天，千余爱国群众在市商会集会，宣告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博物院路青年会召开全国救国会代表大会，来自全国18个省市救国团体的50余代表参加。会议决定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通过了宣言、章程、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规定全救“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指出，“我们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全国立刻团结一致以全力抗敌”，救国阵线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战。
图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地，今虎丘路131号
1936年10月19日清晨，一颗巨星陨落。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不幸病逝。鲁迅毕生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为真理和自由而斗争，他赞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支持抗日救亡活动，他的心是和党相通的。听到消息，冯雪峰当即赶到鲁迅家中，并和宋庆龄等商议如何筹备鲁迅的后事。由于上海共产党组织尚处于秘密状态，不宜公开操办鲁迅的葬礼，决定由救国会出面，通过为鲁迅举办丧事来发动群众，使之成为“民众的葬礼”。
在党组织和救国会的努力下，鲁迅先生的葬仪活动团结了左中右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显示了团结抗日，一致救亡的威力，成为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日大示威。
图为鲁迅葬仪活动中的送葬队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不仅要团结和发动广大民众投入救亡高潮，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海外侨胞以及国民党爱国将领等，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这就需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使上层的统一战线与下层的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上海是各派力量云集之地，有利于党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重要之地。1936年4月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的主要任务就是与国民党方面各派系进行联络，开展上层统一战线。中共上海办事处成立后，与国民党方面联系，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仍是其主要工作之一。
图为中共上海办事处旧址，今北京西路1312弄28号
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惧。从救国会成立伊始，他们就采取种种手段，诬陷打击，威胁恐吓，欺骗拉拢，企图把救国会运动镇压下去。“救国无罪”与“救国有罪”的斗争贯穿救国会运动始末。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挟下，1936年11月23日凌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7人被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串通租界巡捕房以“危害民国”罪秘密逮捕，并引渡到上海公安局，随后又移解苏州，关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史良另外单独关押)。由于他们7人是为了抗日救国而遭迫害，故被人们誉为“七君子”。以后，国民党又逮捕了南京救国会的负责人，通缉陶行知等人。
“七君子”被捕后，救国会并没有停止活动，而是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援营救运动，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救国无罪”与“救国有罪”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七君子”无辜被捕发表紧急宣言
“七君子”的被捕，激起了各界进步人士和广大民众的义愤，他们纷纷起来声援，抗议国民党政府制造爱国有罪冤狱。声援营救“七君子”的呼声响遍全国。
正是在国内外进步舆论和广大群众正义呼声的压力之下，国民党法院迟迟不敢贸然对“七君子”判罪。随着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国内外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国民党当局对“七君子”案件巳难以继续审理。1937年7月30日，江苏高等法院不得不裁定，将他们交保释放。31日下午，“七君子”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步出狱门。“救国无罪”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图为“七君子”出狱后与马相伯、杜重远合影
抗日救亡运动也是上海党工作转变的开始。在抗日救国的大目标下，上海的共产党人与各界爱国人士紧密团结，通力合作，尽量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揭露敌人，团结人民，保存自己，注意斗争方式，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这一时期，党的工作开始走出关门主义的狭隘小圈子，在政治上获得很大成绩。但是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工作方式上不免仍有“左”的影响，对广大中间群众的工作相对薄弱，由于尚未有上海党的统一领导的机构，组织上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