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

　　左翼文化运动是在世界共产主义思潮和革命文艺运动中产生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无产阶级左翼文化运动在苏联、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出现了许多左翼文艺团体，1925年建立统一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拉普)。在共产国际的倡导下，苏、日、美、德、法等11个国家的30余位左翼作家相聚莫斯科，举行国际革命作家大会，宣告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成立。

　　与此同时，中国革命面临着重要的转折关头，左翼文化运动正是顺应了国内外革命形势的风云变幻应运而生。

　　自1927年10月起，一批党和党所影响的左翼文化工作者陆续从北伐前线、从武装起义的战场、从海外汇集上海。他们分别组织社团、创办刊物、开设书店，响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开辟了左翼文化运动的新天地。

　　党的六大以后，中共中央对文化工作给予更多的关注。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提出了《宣传工作决议案》，决议案提出：目前宣传工作要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并且要将这种宣传普及到工人群众中去，特别要注意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要研究宣传革命斗争的经验与教训。

　　根据六届二中全会的《宣传工作决议案》精神，中宣部部长李立三于1929年10月决定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直属中宣部领导。

　　中央文委的成立，是党从组织上加强对革命文化工作领导的开始，文委在传播、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与形形色色错误文艺思潮展开坚决斗争，筹建左翼文化团体，推进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党中央要求创造社、太阳社、鲁迅以及在其影响下的进步人士联合起来，建立左翼作家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潘汉年派冯雪峰同鲁迅商谈，征求鲁迅对成立左联的意见，得到鲁迅的赞成和支持。

　　图为三十年代的鲁迅

　　鲁迅故居，今山阴路132弄9号

　　经过了充分准备后，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在中华艺术大学(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2号)如期举行。来自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艺术剧社等进步文艺社团的成员约50余人出席。大会首先推定鲁迅、夏衍、钱杏邨3人为主席团成员。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纲领作了说明。潘汉年作了题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讲话，阐明了成立左联的意义，在于“有目的、有计划去领导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加紧思想的斗争，透过文学艺术。实行宣传与鼓动而争取广大群众走向无产阶级斗争的营垒。”接着，潘汉年又指出了左联面临的4项任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宣传与斗争;确立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理论的指导;发展大众化的理论与实际，加紧大众化作品的创作;自我批判的必要。

　　图为左联成立大会会址

　　左联成立大会上还通过了设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机关刊物，与各革命团体建立联系等17项提案。选举鲁迅、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为常委，周全平、蒋光慈为候补常委，组成常委会(又称执委会)。左联设有中共党团，先后任党团书记的有潘汉年、冯乃超、阳翰笙、冯雪峰、钱杏邨、耶林、丁玲、周扬。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所属支部之一，常驻代表为萧三。

　　左联成立以来，活动范围不断扩展，除上海总部外，还在北平、天津、保定、广州、南京、武汉、东京建立分盟或小组。参加左联的盟员也由最初的50余人增至400余人。

　　继左联之后，在文艺界又有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电影小组、音乐小组先后成立。这些左翼文化团体内大都设立了党团。为了把进步文化力量集结于党的统一领导下，1930年10月，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党团书记由潘汉年兼任。这样，一支荟萃各方进步力量的革命文化大军初步形成。

　　左联成立后，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鼓动盟员投入反对国民党“围剿”的斗争，为一些政治事件发表宣言或参加游行示威;批判反动的法西斯主义文艺、错误文艺思潮;开展文艺大众化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作革命文学作品;主办了数十种刊物，有：《世界文化》、《萌芽月刊》、《拓荒者》、《前哨》(后改名《文学导报》)、《巴尔底山》、《十字街头》、《大众文艺》、《北斗》、《文学月报》、《文艺新闻》、《文艺讲座》等，成为30年代驰骋于左翼文化战线上的一支先锋突击队。

　　左联出版的部分刊物

　　鲁迅的杂文集

　　1933年1月，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二三十年代上海电影市场几乎被美国好莱坞影片所垄断，许多影院直接由美商控制，影片的内容多为色情恐怖片、西部打斗片。仅有的几家较大的国产制片公司：明星、联华、天一公司，拍摄的都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或才子佳人，或神侠鬼怪的影片。这种现象随着左翼文学的发展才得以转变。

　　针对电影界美国片、神怪武侠片充斥银幕的现状，1931年9月，文委领导下的剧联通过了《最近行动纲领》，提出了党对电影运动的任务，这也是党向电影阵地进军的第一声号角。

　　为了把广大影界人士团结在左翼文艺的旗帜下，促进中国电影方向的转化，1933年2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明确提出当前中国电影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和候补执委，夏衍、田汉、洪深、郑正秋、聂耳、蔡楚生、史东山、孙瑜、任光、金焰、张石川、唐槐秋、胡蝶、应云卫、沈西苓等30余人当选，从这份名单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由党员、进步影人、民族资本家共同参与的、公开的联合团体。3月党的电影小组正式成立，组长夏衍，成员有钱杏邨、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从组织上确保了党对左翼电影运动的领导。

　　在党的电影小组领导下，左翼影人以自己的创作紧密配合了反帝反封建、抗日救国的革命高潮。夏衍等进入明星公司后，与郑正秋、张石川、周剑云等制片商，洪深、程步高、李萍倩等编导合作，摄制了《狂流》、《春蚕》、《脂粉市场》、《女性的呐喊》、《铁板红泪录》、《盐潮》、《上海二十四小时》等影片。联华、艺华公司也在田汉、阳翰笙、夏衍、聂耳等努力下，团结了蔡楚生、史东山、孙瑜、吴永刚、卜万苍等编导，拍摄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民族生存》、《肉搏》、《中国海的怒潮》、《烈焰》、《小玩意》、《共赴国难》。受三个公司的影响，天一影片公司也拍出了《挣扎》等较有积极意义的片子。仅1933年一年间，明星、联华、艺华等公司拍摄了50余部影片，其中左翼电影或受其影响的占80%，是左翼电影的丰收之年，也被称为中国的“电影年”。

　　1933年左翼电影运动达到高潮，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惧与仇视。1934年，国民党上海负责文化工作的潘公展胁迫明星公司必须改组编辑委员会。党的电影小组成员总结了前阶段左翼电影运动的成功经验，决定采用更加灵活隐蔽的方式，把工作引向深入。以各种笔名或由导演兼任编剧的名义继续为各电影公司创作剧本，团结争取一批具有爱国进步倾向的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布景、录音等电影工作者，把他们逐步纳入左翼电影运动的轨道，拍摄了《同仇》、《到西北去》、《女儿经》、《乡愁》、《渔光曲》、《神女》等颇具影响的影片。尤其是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连映84天，创当时国产片上座率最高纪录，并获得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是我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

　　电影《渔光曲》剧照

　　面对电影界尖锐斗争，电影小组感到原有的阵地不能轻易放弃，但必须另辟新的途径，有可能的话，建立自己的拍摄基地。1934年春，通过司徒慧敏争取其堂兄——电通电影器材公司经营者的合作，改组成立了电通影片公司。这是党直接掌握的电影公司，电影小组作了分工，夏衍、田汉主持剧本创作，司徒慧敏任摄影场主任。选调一批左翼进步文艺人士充实电通，编导方面有袁牧之、应云卫、许幸之、孙师毅;表演方面有陈波儿、唐槐秋、王人美、王莹等;摄影方面有吴印咸、吴蔚云、杨霁明等;动画方面有万氏三兄弟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音乐方面有聂耳、吕骥、贺绿汀;美工方面张云乔。电通在党的电影小组领导下，坚定地贯彻了反帝反封建的左翼电影运动方针，全体成员通力协作，精益求精、大胆创新、紧密配合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4部脍炙人口的影片。其中由田汉、聂耳作词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的公映，广为流传，激励着人们为民族生存解放而斗争。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经历了一番曲折。1935年2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遭破坏，文委书记阳翰笙、委员田汉不幸被捕，在国民党的监狱中，田汉为《风云儿女》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并嘱托前往探监的亲属转交摄制组。远在日本的聂耳拿到歌词后，精心谱曲，为了增强感染力，在原歌词末尾加了“前进、前进、前进、进”。这首慷慨激昂、摧人奋进的歌曲迅速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广为传唱。14年以后，又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图为《义勇军进行曲》曲谱

　　30年代进步电影《桃李劫》剧照

　　1929年秋，文委书记潘汉年找到夏衍，说：话剧运动在上海很活跃，不仅学生，青年店员也爱看，群众性很大。郑伯奇、陶晶孙他们打算办一个剧社，给那些很少关心政治的剧团打打气。你参加进去吧。于是，夏衍受命参与其中，10月下旬，艺术剧社在党的领导支持下宣告成立。它首先提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戏剧”(即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是进步戏剧工作者的联合组织。社长郑伯奇，夏衍、冯乃超负责宣传，沈西苓、许幸之分别负责导演和舞美。

　　由于白色恐怖加剧，参加左翼剧团联盟的一些剧团内部产生了分歧。说明各剧社内部成员的认识还不一致，以剧团为单位组成的联盟已不适宜。文委书记潘汉年召集冯雪峰、郑伯奇、夏衍、田汉、余怀等研究决定：把以团体参加的联盟改为个人自愿参加的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剧联内设党团，杨邨人、刘保罗、赵铭彝、于伶等先后担任书记。1931年1月，剧联举行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以田汉为首的执行委员会。

　　继左翼戏剧、电影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后，随着抗日怒潮席卷全国，人民迫切需要有高亢的歌声表达他们坚定的斗争情绪，救亡音乐与群众性歌咏活动应运而生。

　　1933年春，聂耳、任光、张曙、安娥等发起成立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经常集体讨论创作群众歌曲，探索中国新兴音乐的发展道路。同年8月，文委决定以该会为基础，在剧联下面设立音乐小组，由萧之亮、聂耳、张曙、任光、吕骥、安娥、王为一组成。受文委委员田汉直接领导。音乐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为进步电影配乐，谱写主题歌和插曲，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广泛开展。

　　民众歌咏活动

　　在文委的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于1930年5月20日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宁敦武、邓初民、吴黎平、钱铁如、熊得山、杨贤江、杜国庠、朱镜我、王学文、董绍明、刘楚平、柯柏年等三十余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社联执行委员，推选邓初民为社联主席，通过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并决定出版机关杂志，介绍和宣传马列主义。社联成立不久，中国留日学生即在东京成立社联东京分部，随后北平、广州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分部。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规定社联的宗旨是：“团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光大和发挥革命的理论，以应用于实际”。1930年7月社联又公布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章》，对社联的性质，组织机构和活动方式作了详细的说明。简章规定：“本联盟由新兴社会科学家组织之”，“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运动为宗旨”。

　　图为社联纲领

　　社联为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出版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主办和与其他团体合办了三十多种革命刊物。社联的第一个刊物是《新思想》，它的前身是朱镜我主编的《新思潮》。《新思潮》在1930年第7期后改为《新思想》。不久《新思想》被封闭，后又改名《新兴科学》再次出版。1930年9月15日，社联正式创办机关刊物《社会科学战线》，并宣布它的任务是以驳斥反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中心。此后社联又先后创办了刊物《世界》、《环球》、《东方与西方》、《书报评论》、《研究》、《社会现象》、《现代文化》、《社联盟报》、《现象》月刊、《大众》半月刊等许多刊物。社联的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以上述刊物作为战斗的阵地，撰文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反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歪曲。这一时期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社联创办的刊物常常出一二期就被査封。为了普及马列主义教育，提高党内外人民的马列主义水平和思想觉悟，社联的会员通过争取和影响一些中间性质的合法的刊物，发表文章。钱亦石、许涤新、艾思奇等利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和中华书局的《新中华》半月刊，发表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

 

 

　　社联出版的部分刊物

　　国民党当局为消灭左翼文化，在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加强文化“围剿”，扼杀进步文化，杀戮革命文化战士。上海左翼文化工作者没有屈服于反动派的高压。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沪举行，胡也频、柔石代表左联出席。九一八事变后，左联很快在《文学导报》上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呼吁全世界人民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不久，左联又加入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并参加了该会发起的反日民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国民党当局对左联的活动极为恼怒，几次下令取缔，缉拿“主谋分子”。1931年1月中旬，左联青年作家李伟森(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和中共负责干部林育南、何孟雄等20余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2月7日在龙华惨遭杀害。1933年5月，左联党团书记丁玲、社联党团成员潘梓年被捕。此外，应修人、洪灵菲、潘漠华相继牺牲。然而，敌人的屠刀阻挡不了左联战士前进的脚步。左联五烈士牺牲的噩耗传来，周恩来为《群众日报》撰写了《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社论，指出：革命战士英勇斗争的热血“必然更要燃烧着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火焰，更迅速推毁和埋葬帝国主义、国民党及一切反动势力到死亡的进程。”左联将《前哨》创刊号定为“纪念战死者专号”。由鲁迅亲笔题写了刊头。专号刊载了五烈士传略与遗著，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冯雪峰的《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以及左联的《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揭露并控诉国民党政府的无耻罪行。专号经史沫特莱之手传到国外，引起国际社会的很大反响。法捷耶夫、巴比基、辛克莱等28位著作家联名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逮捕中国同志。

　　图为左联五烈士塑像

　　图为1930年9月7日，上海革命文化团体发表反对国民党文化迫害的宣言，刊于《红旗日报》

　　1927年到1932年间被查禁的部分书刊，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