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浦江畔一片血雨腥风，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中共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成为新的历史转折点。1927年秋，中共 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至1933年初，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一直设在上海。党的上海地方领导机构——中共江苏省委也于1927年6月上旬成立。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以及中共中央先后出现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党在上海的组织和工作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与挫折。尽管环境如此险恶，不屈的 共产党人坚持斗争，团结宋庆龄、鲁迅等爱国进步人士，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推动建立了左联、社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书刊，传播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占领文化阵地。上海左翼文化界在中共领导下冲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在文学创作、电影、戏剧、美术、音乐、新闻出版等哥哥领域都取得累累硕果，上海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的声浪在全国各阶层人民中掀起，中国共产党力主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上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反日罢工，支援十九路军抗战。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召开，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1936年中共中央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人到上海，与上海组织重新建立联系，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上海救国运动蓬勃发展。

　　革命低潮时期的探索

　　蒋介石在四一二事变发生后6天就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以后，加紧了对工农大众的压迫和剥削。

　　1927年4月28日，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汉口举行。就在五大结束的那天，蒋介石于1927年5月8日，公开下令屠杀共产党人。据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的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人民群众达31万余人，其中共产党员有2.6万余人。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党员有44%被杀害了。

　　1927年5月下旬以后，武汉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反革命趋向已经十分明显，反革命势力向工农进攻，武汉政府解除了所有共产国际和苏联顾问的职务。由于7月15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作出“分共”的决定，以汪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公开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此严峻的形势面前没有分化瓦解，而是坚强地起来斗争。于是中央决定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以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2万余人，在8月1日于南昌举行起义，占领了南昌。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这就是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前一时期中央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战斗，这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

　　瞿秋白，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人

　　武汉地区在七一五后，也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局势险恶，中共中央机关在武汉时期是公开的，因此不适宜再留在武汉。中央经过多次讨论，认为“上海的革命力量比武汉强，同时也比较容易隐蔽”，因此中央决定迁往上海，7月下旬即派何叔衡等前往上海筹备，并指示江苏省委为中央机关寻找和租赁房屋。

　　迁到上海后，如何设置好各类秘密机关是首先碰到的问题。机关的分布必须合理，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分隔，以确保安全。当时中央机关一般设在公共租界沪中区一带，江苏省委机关一般在闸北、虹口一带，团中央机关则在法租界，1927年10月，党中央迁到上海以后，相当多的中央机关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附近。爱多亚路以南是法租界，以北是公共租界。李维汉回忆：我到上海后，一开始住在靠近爱多亚路的淡水路上，附近都是党中央的秘密机关。从我的住处往西走，是瞿秋白的住处，再过去是苏兆征的住处。爱多亚路南面有中央农委的机关，从农委机关往东，是中央秘书处的机关。中央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多住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一带[3]。机关设在租界是为了利用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方面的矛盾以掩护自己。

　　当时最早建立的政治局联络处设在同孚路柏德里700号(今石门一路336弄9号)，这是一幢两楼两厢房的石库门房子。在当时中央秘书处工作的黄介然回忆说：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那时候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中央组织部设在成都路丽云坊54号(今成都北路741弄54号)，中央文件处在戈登路1141号恒吉里(今江宁路673弄10号)，浙江路清河坊曾是中央军委联络点，机关的楼下是一个杂货铺……总之，中央机关分散在居民住处。就是在这些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房屋内，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着中国革命继续前进。

　　图为1927年秋至192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地旧址：同孚路柏德里700号(今石门一路336弄9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机关地点设在天蟾舞台后面的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楼下是一家生黎医院，楼上挂着“福兴字庄”的牌子。这个秘密机关是1927年冬或1928年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

　　图为云南路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展革命工作，必须准确及时地掌握敌人的活动情况，打击特务叛徒的嚣张气焰，为此，中央于1927年11月成立了特科，由周恩来分工负责。1928年11月，中央又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务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由周恩来实际负责。

　　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特务。特科设总务、情报、保卫三科，具体分工是：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情报科负责收集情报，建立情报网;保卫科(也称红队)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28年又增设了无线电通讯科，负责设立电台，培训报务员，开展与各地的通讯联络工作。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特科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1929年年底，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党务调查科，3人成立一个党小组，由特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联系。3人互相配合，掌握了大量敌特核心机密，成为我党插入敌特机关的三把利刃。

　　图为被誉为“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

　　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也是在这一时期在上海起步的。为了加强中央与各地的通讯联络工作，1928年夏，中央决定建立电台，开展无线电通讯工作。当时党内还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国民党政府对无线电设备的控制又很紧，周恩来派李强、张沈川等分别研制机器，学习报务。他们通过刻苦学习，自己动手，白手起家，终于在1929年秋研制出第一座无线电台，设在大西路福康里(今延安西路420弄)9号，并培训了第一批报务员。1929年底又在香港设立了电台，1930年1月，两台通报成功。以后，又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兴庆里17号、长阳路友邦里东一弄61号、长阳路乾信坊等处分别设立了电台和装配车间。直到中央撤离上海，地下电台的红色电波从未中断过。

　　图为1929年秋上海建立的中共中央第一座电台旧址，大西路福康里9号

　　赫德路福德坊中共地下电台旧址

　　慕尔鸣安吉里中共地下电台旧址

　　办好党报党刊是中央在上海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央成立了党报委员会，领导党报工作。八七会议决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按期出版秘密的党的政治机关报，而传播之于全国。机关报之党报委员会，由政治局委任之”。

　　迁至上海后，10月15日，中央常委就讨论了党报问题，并于10月22日发出通告，决定出版《布尔塞维克》，指出：《布尔塞维克》报当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想之机关，当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及一切反动妥协思想之战斗机关。《布尔塞维克》报并且要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指针——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领导者，它当做工农群众革命行动的前锋。10月24日，《布尔寨维克》在上海出版。这是中央迁至上海后出版的第一份党刊。

　　1927年10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一期

　　1928年11月，中央又在上海出版了另一份机关刊物《红旗》，由谢觉哉主编。开始为周刊，1929年6月起改为三日刊，至1930年8月，共出129期。《红旗》也是一份注重理论指导的刊物，除社论外，还有国内外新闻、时事短评、工农斗争、红军消息、党的生活等栏目，阐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它的许多文章，大都以群众身边发生的社会事件和政治现象为底蕴，用通俗朴素的语言浅显地道出普遍的革命道理，帮助群众提高认识，解答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

　　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机关《红旗》在上海创刊

　　党在上海地方的秘密领导机构——中共江苏省委于1927年6月上旬成立。中共五大后，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党章，对各地组织机构作了一些调整，决定撤销中共上海区委，分别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委。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还规定：“省委员会所在之市，该市不另组市委员会，该市之区委员会，直接隶属于省委员会”，因此，江苏省委同时也兼上海市委，直接领导上海各区委。新组建的江苏省委由原上海区委代理书记陈延年为书记。

　　陈延年

　　在腥风血雨中萌生的江苏省委遭到上海租界当局和南京国政府的极力扼杀。由于叛徒的出卖，6月25日晚，有三处党的密机关被破坏，一批工作人员被捕。26日上午，江苏省委在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今山阴路恒丰里90号)省委机关召开干部会议，正在开会时，获悉秘密机关被破坏，交通员被捕的消息，于是立即结束会议，与会者陆续离去。下午陈延年担心机关的安全，与郭伯和等人又回到恒丰里探视。他们见机关并未出事，便上楼继续研究工作。但不到半小时，只见警车呼啸而来。国民党军警根据叛徒的指供，包围了搂房，进行搜捕。陈延年等人奋力拒捕，以桌椅板発为武器，与敌人英勇搏斗，最后终因寡不敌众，除两名同志逃脱外，陈延年、郭伯和、黄竞西、韩步先4人被捕。7月4日陈延年、郭伯和、黄竞西在枫林桥英勇就义。

　　图为1927年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旧址，今山阴路69弄90号

　　陈延年等人被捕后，中央决定由赵世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但由于韩步先的出卖，7月2日黄昏，赵世炎在北四川路住处被捕，7月19日壮烈牺牲。另外，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杨培生、组织部负责人张佐臣也于6月底被捕牺牲。中央决定派邓中夏来上海担任江苏省委书记。

　　赵世炎

　　这一时期，江苏省委着重抓了组织建设工作，调整和充实了省委的工作机构，改选了共青团江苏省委，重新组建了上海总工会的领导机构。同时，省委还选派和训练了一批干部赴农村各县开展农民斗争，恢复或重建各地党组织。上海郊区的松江、金山、青浦、奉贤、崇明等县分别建立了县委或独立支部，川沙、南汇也有党员活动。各县党员数分别为青浦27人，崇明70人，金山7人，松江8人，奉贤16人。经过整顿，到1927年12月，全市党员总数已从四一二后的1220人上升为1799人。

　　八七会议后，江苏省委于1927年9月9日召开了全体委员和各地负责人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为贯彻八七会议制定的实行土地革命，组织武装暴动，趁秋收时期实行抗租抗税的方针，江苏省委决定在各县举行秋收暴动。

　　11月9日至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提出了一套“左”的理论和策略，“左”倾盲动主义的急性病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江苏的农民暴动也受到影响。

　　最早起来秋收斗争的是崇明西沙地区。崇明农民富有斗争传统，就在大革命失败后的8月间，一个地主在村里威胁农民说：对地主要恭顺，不要再像去年那样减租、暴动，若有举动就是扰乱北伐后方等等。农民团结起来将他打个半死。地主就要县知事派兵捕去2个农民。第二天，3000余农民赴县城示威，准备夺回被捕农民。国民党被迫答应释放被捕农民[17]。西沙农民的行动为江苏省委所重视，省委认为崇明地区的农民“对于革命的认识，较之本省其他各地更清楚一点”，“近年内有过两次以上的减租运动，已得到相当的胜利，至今崇明的农民组织绝未因新军阎的压迫而减弱或涣散”。因此，省委把崇明视为暴动的中心，提出要使崇明区的农运成为江苏农民暴动的发难地，并派俞甫才回崇明去组织发动。

　　1927年9月26日，中共崇明县委成立。11月11日，崇明西沙大地主朱德和派4人下乡，强迫农民按照他自定的标准交租，他们强令农民当场掼好所有稻谷，并按增租标准当晚将租谷送到朱德和家。农民忍无可忍，愤怒之极，即将4人抓了起来，押至永安镇北海岸边处决。但有1人未中要害，倒地佯死，待执刑人员离开后，半夜逃回城中，纠同两个地主到县府报告，要求派兵镇压。国民党军队到崇明后，到处搜捕抓人，焚烧民房，部分骨干被捕，“崇明县工农革命军联军总司令部”的印章和参加暴动的骨干名单也被搜出，暴动未能实现。

　　1927年9月，江苏省委派陈云到青浦开展农民运动。陈云与青浦独支联系后，又到小蒸和邻近的枫泾一带，与当地的共产党员一起，分别召开了西乡农运骨干会议和黄渡特支(东乡)党员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研究开展秋收斗争计划。陈云分析了青浦农运的特点，指出，青浦地处上海、苏州、裹兴三地的中心，青浦东乡农运和嘉定外冈农运呼应，可以切断沪宁铁路;青浦西乡与松江两地农运打成一片，可阻隔沪杭铁路。并商定选择青浦、松江两县交界，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小蒸、执泾一带农村为突破口，发动群众，恢复建立农会，开展抗租抗税斗争，同时考察培养积极分子，为建党作准备。

　　陈云

　　图为小蒸暴动指挥部旧址外景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青浦东乡、西乡几十个村庄都恢复和发展了农会，农会提出减租的十大要求，得到广大农民拥护。一批农会骨干被吸收入党，并在西乡建立了青浦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1927年11月，中共青浦县委成立，陈云为书记。根据江苏省委组织全省暴动的紧急决议案精神，县委成立了农民革命军总指挥部，县委常委吴志喜任总指挥，并在东乡建立了农民武装纠察队，在小蒸和枫泾地区分别建立了农民革命军，配备了武器。

　　1928年1月3日清晨，农民军在吴志喜带领下，向水警船开枪狙击，敌船逃走。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农民军也转移。晚上，东乡农民纠察队又袭击了黄渡镇水警队。农民军转移后，小蒸镇上的地主疯狂报复，抓人逼租，谩骂殴打，气焰十分嚣张。于是，农民军于5日晚上越过铁路返回小蒸，镇压了地主和狗腿子4人。11日，农民军又镇压了破坏抗租抗税的地主、地痞7人，烧了他们的田单账册。半月来，农民军连续作战，镇压地主恶霸，没收他们的财产粮食分给农民，并收缴了各地团防局的枪支数十枝，声威大震。当年当地农民没有向地主交一粒谷子。

　　1月15日，陈云与吴志喜等人商量后，决定于1月22日(农历除夕)趁豪绅地主回家过年之际攻打枫泾镇。当地豪绅得知农民军要进攻枫泾的消息，连连向国民党政府和当地驻军告急，请求派兵“围剿”农民军。1月19日凌晨，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分水陆两路进攻农民军驻地，挨家挨户搜索，拘捕农会会员。因大雾弥漫，农民军发现敌情已迟，即一面开枪还击，一面组织突围，终因寡不敌众，吴志喜和枫泾农民军指挥陆龙飞及农民60余人被捕。正在上海筹运武器的陈云赶回松江组织多方营救无效，26日，吴志喜、陆龙飞分别就义于松江小校场和枫泾镇。小蒸、枫泾暴动受挫。

　　1927年秋，江苏省委派沈金生、周慰农等到嘉定开展农运工作，他们与嘉定的党员一起，“到田间去”，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11月，中共嘉定县委成立。到年底，已有党员30多人，农会会员400多人。

　　这些行动使土豪劣绅惊慌失措，纷纷逃进城去。国民党反动派也十分震惊，开始了血腥镇压。从4月13日起，国民党数次派兵前往嘉定“清剿”，太仓、嘉定、宝山、昆山、青浦5县军警头目聚集嘉定召开联防会议，策划“清剿”部署。地主豪绅还筹集资金，设立保卫团，准备配合军警镇压。在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嘉定县委被破坏，农民运动遭受很大损失，共有100多人被捕，省委特派员周慰农、县委书记沈金生、县团工委书记廖家礽等14人被杀害，另有5人死于狱中。历时两个月的嘉定五抗暴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下去。

　　1929年11月18日，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期9天。在这次大会上，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斗争的策略以及革命与党的主观力量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思想开始表露。

　　1930年3月初，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分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自六大以来的工作以及解决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等问题。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因周恩来离开国内，决定改由李立三参加组织局。从此，李立三成为六届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人，他开始部署一些“左”的政策和行动。

　　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通告指出：我党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之来到”，“‘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以建立苏维埃政权是目前的总的政治路线”。“在这一总路线下，党应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确定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为目前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准备暴动的中心策略。”中共江苏省委闻风而动，于3月5日，为接受中央第70号通告发出通知，号召发动政治罢工、同盟罢工、扩大游击战争、发动兵变等，使群众斗争汇合成总暴动。

　　在中共中央一系列“左”倾政策指令下，上海的“左”倾盲动便开展起来。组织和训练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市政工人政治同盟罢工。举行飞行集会和示威。

　　此外，按五一示威工作计划大纲，还要组织学生罢课参加示威，及组织市郊农民斗争等。

　　由上海总行动委员会发动的“五一总示威运动”最终成了泡影，革命力量遭到很大损失。至此，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六届中央的“左”倾错误征兆已经非常明显了。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会议。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是刊登在《红旗》上的决议。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左”的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正常工作。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是在公共租界内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内举行的。会期一天。

　　这次会议，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瞿秋白等所谓犯“调和主义错误”的同志;另一方面，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一下子成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四中全会后不久，党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开始了王明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央的统治。

　　图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址，今武定路930弄14号

　　由于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用不正当的手段把王明推上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由于六届四中全会这样含含糊糊地把王明的小册子当政治纲领性的东西宣扬，如此地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尚未有过。于是在党内出现反对四中全会的风潮。除了以罗章龙、王克全为首的搞“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等分裂党的活动外，也有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从党的利益考虑的共产党人，他们反对四中全会，坚持党内斗争，反对罗章龙等的分裂活动。四中全会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在汉口路东方旅社和天津路中山旅社秘密聚会，商讨抵制王明错误领导的对策。由于叛徒唐虞的告密，1931年1月17日至21日的5天内，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会同租界巡捕房先后在东方旅社、中山旅社、华德小学等处逮捕了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欧阳立安等36人。1月23日，由市公安局看守所押解至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中央政治局获悉何孟雄等同志被捕后，曾指示中央特科组织营救。特科准备在敌人押解被捕同志的囚车到淞沪警备司令部时，在龙华与租界的交界处劫车。但由于时间差错，劫车失败。2月7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在龙华集体秘密杀害了23人。

　　龙华革命烈士就义地

　　1933年初，中共中央迁离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迁离上海时，留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多年的文件和资料，共104包(16箱)15000余件，这是“比黄金还珍贵的国宝”。为确保文件的安全，陈为人等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克服一切困难，几次转移文库，使之安全保存。上海解放后，由陈来生同志将全部文件完好无损地交给上海市委，后移送中央档案馆保存。图为中共中央文库旧址，小沙渡合兴坊1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