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一大到二大前夕的一年里，工人运动得到发展，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有所增加。到1922年6月底，全国党员195人，其中上海最多，有50人，其次为广州有32人，长沙、北京、武汉、济南等地党员人数也比过去增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全国已有17个地方组织，有团员5000人左右。面临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中国和国内各派军阀争夺加剧的严峻的形势，以及党的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各项实际工作的开展，迫切需要党制定出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革命纲领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二大就在这种历史使命的召唤下揭开帷幕的。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张太雷、施存统、蔡和森、邓中夏、向警予、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项英12人出席，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作中央工作的概况及政治主张的报告，张国焘汇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汇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的情况与决议。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蔡和森为宣传委员，张国焘为组织委员。二大的会址之一是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当时是李达的寓所，第一天的大会是在这里举行的。吸收一大的经验，为避免租界巡捕房的注意，其他几天的会议都易地举行。

    图为中共二大会议外景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会议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

　　中共二大会议室

　　陈独秀在大会的报告中，着重阐述了党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和策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根据中国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经济的现状，当前还不可能达到此目标。现时的中国革命，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大会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大会宣言与其他文件。

　　二大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纲领和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这次大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经济状况，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对中国革命起了巨大的影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图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

　　中共二大还通过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关于议会行动》、《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关于少年运动问题》、《关于妇女运动》等决议案。

　　党的二大专门作出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和制订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总结了创立党以来的经验，以及党员中存在的若干模糊思想而制定的。由于创立党以来到二大前夕，党员中知识分子占多数，二大时在全国195名党员中，工人成分为21人，占10.77%，那么共产党的性质是什么，怎样体现?共产党怎样来建设?怎样来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作用?怎样区别共产党员与安那其的共产主义者的不同，都必须有规范。在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清楚地指明：

　　“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这就把共产党的性质明确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

　　中共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和党章，对党的建设对党员言行规范都是根本的依据，是党领导革命斗争的组织保证。在严格的纪律面前，有些知识分子尽管有革命的愿望，相信共产主义，但因对规定的纪律难以实现而离开了党。然而，正是有了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在全国党员不到200人，各城市党员数最多的50人，最少的8人，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下，在不离开职业岗位的条件下，展开了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开辟宣传舆论阵地，以及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准备工作。

　　二大还通过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二大之后，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问世，由蔡和森主编，《向导》周报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总之，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成了团结各阶层群众的战斗旗帜，对于当时的革命斗争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当然，二大宣言中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还有待深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应该起领导作用尚不清晰;对于工农联盟的问题，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及建立怎么样的政权等问题，也都还没有认识。这些问题在经过长期而又曲折的斗争实践以后，才逐步得到认识。党的一大完成了从组织上建党的任务，二大又提出了正确的民主革命纲领，指明了党在现阶段的斗争目标，制定了党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

　　二大之后，1922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自上海迁到北京，1923年二七惨案以后，中央机关迁回上海。

　　中国共产党在确定目前最切要的工作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以后，明确了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革命，并认为国民党是中国现存各政党中比较革命、比较真的民主派，拟建立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主，并有革命民主派和社会主义各团体参加的民主联合战线。从国民党的情况来看，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遭到一次次的挫折与失败，他处于“遥遥前路，罔知所届”之中。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看到了新的希望。

　　此后，就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翻译张太雷的陪同下，到广西桂林会晤了孙中山。时间是在1921年12月下旬，在那里停留了9天。接着又赴广州，与国民党的领导层接触了10天。1922年4月，马林回上海，他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建议：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不过，马林对陈独秀等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也就是说马林要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之事，当时没有向共产国际明确提出过。对于马林的这一提议，中共中央持反对态度。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函维经斯基，明确提出：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反对。列举了6点理由，要维经斯基代陈共产国际。

　　同国民党的党外合作的工作尚在进行。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达林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的身分到中国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受俄国使团的委托，在1922年4月间多次会晤孙中山，谈判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拒绝两党的党外联合，只主张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

　　共产国际远东部主任维经斯基接到陈独秀的来信后，1922年8月复函中共中央，表示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内称：“你们还是应该根据条约原则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大政党——国民党保持紧密联系，以便建立民主统一战线。你们要通过与该党领导人一起开会和直接向出身于劳动群众的该党普通党员发出呼吁的办法，打破该党领导人坚持不与你们达成协议的顽固态度。”

　　1922年7月，马林接受共产国际的委派，再次到中国，8月中旬到上海。8月，共产国际发出给马林的指令，有关同国民党的关系有这样几点指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它保持着辛亥革命的性质并努力创建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有以下任务：1.训练能保持独立思想的党员，未来由他们组成中国共产党的核心;2.这个党将随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间日愈明显的分裂而成长。分裂之前，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那一翼。”“为完成这些任务，共产党人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成一些小组。靠这些小组形成一支大军去宣传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斗争的思想，建立中华民国和组织反对中外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思想。”

　　上海是酝酿国共合作的策源地。马林于1922年8月12日第二次到上海，他分别与陈独秀、张太雷、邓中夏会谈国共合作的问题，又电北京，邀李大钊来沪，与李大钊、张国焘等讨论国共合作。在他的频繁活动之后，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

　　西湖会议没有看到记录和文件，只有参加者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马林的回忆录。陈独秀说：马林提议要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当时中共中央5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

　　张国焘回忆录说：我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是马林向中共中央提出，经过西湖会议的争论，然后确定下来。马林在1922年12月29日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汇报，主席团未表示异议，即为共产国际认可。

　　西湖会议后，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上海分别拜会了孙中山，介绍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这是会晤地点：孙中山寓所，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

　　在此时期，发生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契机。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孙中山与叛军鏖战五十多天后才离开广州。8月14日，他到达上海。在他处于极端艰困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他热情慰问与支持。

　　8月26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见孙中山，商谈了国民党同苏俄联合，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问题等。杭州会议后，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上海分别拜会了孙中山，向他介绍了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李大钊和孙中山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和两党联合问题等，他们“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孙中山认识到单靠国民党巳有的力量，是无力实现革命任务的，必须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因而确定了同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合作的方针。宋庆龄回忆说：当时她问孙中山，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他在回答时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他说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他在这方面说得很明确，他认为这是保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不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即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的会议，会后指定4人组成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陈独秀为委员之一。

　　李大钊与孙中山在上海为国共合作事宜进行会谈(版画)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那时才指出：“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总的是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决议又指出：“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在这一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最后强调：“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图为《申报》于1月28日刊登的这项宣言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苏联特使越飞联名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这个宣言的代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感到单纯依靠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是难于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也感到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必要。

　　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和《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等。

　　党纲草案再次明确了目前的任务和要求，作为党的最小限度的党纲，就是反帝反封建，争取工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这比党的二大更为具体、详细。对于国民运动和国民党问题，作出如下决议：“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会后不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徐梅坤等一起两次拜访过廖仲恺，商谈国共合作问题。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经过热烈争论后，也通过了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决议。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确立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和党纲、党章等，体现了孙中山将旧的三民主义转变为新的三民主义。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5人，其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3人。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其中有共产党员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于方舟、张国焘、沈定一(沈玄庐)、韩麟符7人。

　　1924年初的国民党一大后，中共中央特派中央局成员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三人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重要职务。因为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要求在国内各地发展党务，除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在广州外，决定派中央委员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地设立执行部，代行中央职权，直接指挥各省党部。中委和候补中委胡汉民、于右任、叶楚伧、茅祖权、瞿秋白、毛泽东等相继到沪，他们于1924年2月25日举行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第一次会议，决定自3月1日正式成立上海执行部，管辖苏、浙、皖、赣和上海的党务。

　　上海执行部成立前，国民党在上海曾设有“上海临时执行委员会”(国民党的中央机关，俗称国民党总部)，由孙中山委派廖仲恺、胡汉民等负责，以原国民党机关刊物《建设》杂志社社址(法租界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为会址。上海执行部成立后，机关仍设在这里。

　　图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过敏党中央上海执行部旧址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为胡汉民、叶楚伧、汪精卫。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原定为邵元冲，由毛泽东代理，因邵未到任，改由毛泽东任主任;会计庶务科主任为林焕廷。组织部部长胡汉民，秘书由毛泽东兼。该部尚有组织指导干事罗章龙，录事陈德征(国民党右派，后调职)等。宣传部部长汪精卫(后为戴季陶)，秘书是恽代英，干事有施存统、沈泽民、韩觉民、张君谋等。工人农民部部长于右任，秘书邵力子，调査干事邓中夏、王陆一，办事员王荷波、刘伯伦等。青年妇女部部长叶楚伧，秘书何世桢，助理向警予等。调查部部长茅祖权，秘书孙镜等。共产党员李立三、杨之华、张佐臣、孙良惠、刘重民等都曾先后在执行部中工作。除调査部外，实际负责各部工作的都是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向警予等人担任领导的组织、宣传、青年、妇女各部，成绩斐然。

　　国民党一大前，其组织极端松懈涣散，党员大多只是挂名，有人嘲讽说：“只要交一元钱，其他不问，就能领到一张党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民党决定对旧党员重新登记。毛泽东兼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负责国民党员登记和筹建、发展国民党区党部、区分部的工作。

　　执行部组织部在毛泽东等的主持下，发出的第一号通告，要求：(一)旧党员重新登记。(二)区党部区分部报告各委员姓名、办事地点、所管辖之区、党员人数。第二号通告即说明入党详细手续。要求旧党员必须经过登记，并必须了解、赞成、接受国民党一大议决的宣言、党纲和党章;绝对服从党的纪律;登记后，个人自由不复由个人自由支配，需服从革命的利益。具此三者觉悟，方可为国民党内同志。

　　邓中夏、恽代英推动江湾的国民党区分部丁基实等发动同济大学等校的国民党员和革命青年在江湾、吴淞镇办了几所工人夜校(当时称平民学校)，教工人及其家属读书识字，学生达一二百人。中共就以平民学校为据点开展工人运动。

　　执行部中的共产党人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团中央的普遍举办平民学校的决定，成立了“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并和黄炎培领导的“上宝(指上海、宝山)平民教育促进会”联合，发动国民党各区党部建立平民学校数十所。这些学校成了提高工人文化、进行革命宣传的场所，开展工人运动的据点。

　　1924年3月，黄埔军校招生，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各省的复试工作，委托执行部办理，由毛泽东实际主持。

　　执行部宣传部在恽代英主持下，也做了大量工作。宣传部出版《评论之评论》周刊，作为上海《民国日报》之“特种附刊”，由该部指导干事、《民国日报》编辑沈泽民主编，主要撰稿者有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等。该刊宗旨是，在复杂混乱的社会中，“指出一般民众应走的康庄大道”，“指出谁是谁非的真相来，使得一般民众有所适从”，“至于持论，则务期合于革命的、进步的两个原则”。(《发刊词》)在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该刊1924年3月24日问世，翌年2月终刊，共出44期。

　　1925年初，执行部还成立了教育运动委员会，聘请教育界人士24人参加，不少人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目的是在教育界中交流革命工作的经验，加强大中学校的工作。该委员会委员有恽代英、向警予、侯绍裘、沈雁冰、杨贤江、韩觉民、林钧、柳亚子、高尔松、高尔柏、朱季恂、黄正厂、刘重民、沈观澜(沈志远)、陈贵三、董亦湘、糜文溶、张霁帆、丁晓先、姜长林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于北京病逝，上海执行部和上海人民一起开展了盛大的悼念活动。孙中山逝世后，执行部组织部制定了《上海市征求党员条例》，要求自5月21日起至6月末的征求期内，每个区分部至少将党员增加一倍。此后，国民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据1925年10月统计，国民党在上海共建立了9个区党部和100多个区分部，全市国民党员5000余人，其中学生占30%，工人占25%，教员占5%，自由职业者占20%，官吏、议员、军人占15%，商人占5%。总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很大成效。正如周恩来所说：“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

　　后因右派控制了执行部，排挤与打击共产党人与左派力量，政治局面就死气沉沉。执行部的经历正是国共合作的一个历史缩影。1925年末，执行部结束，停止活动。

　　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一所新型的大学在沪滨崛起。由国共两党共同举办、共产党人为主主持的上海大学，是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园地，反帝爱国运动的堡垒。“广东可说是革命策源的大本营，而上海大学好比是派在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虎穴奋斗的先锋队”。这是当年革命者对上大的确切的评价。许多优秀人才在此脱颖而出，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的呼声中，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应运而生的。1922年春，上海闸北青岛路(后称青云路)的弄堂里，开办了一所私立的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简称东南高师)，学生160多人，校舍与设备均极简陋，是典型的弄堂大学。开学不久，该校校长竟携全校学生所预缴的学膳费溜到日本去留学，全校学生愤而发起改组运动。他们想请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人之中一人出任新校长。但陈独秀行踪不定;章太炎隐居苏州，闭门不出。于是学生代表多次到于右任处恳求，请他出任该校校长，于右任终为所动。于右任是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西北靖国军总司令。1922年8月，靖国军失败，他从陕西到上海。于右任答应学生要求后，建议将校名改为上海大学(简称上大)。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学召开成立大会，于右任任校长，宣布就职。

　　图为上海大学西磨路旧址

　　1923年12月，上大设立行政委员会，于右任任校长兼行政委员会委员长，邓中夏、瞿秋白、何世桢、洪野、叶楚伧、邵力子、曾伯英、韩觉民为委员。1925年4月，因邓中夏、瞿秋白、何世桢等离校，行政委员会调整为：邵力子(1924年11月起任代理校长)、韩觉民、陈望道、周越然、施存统、沈雁冰、刘大白、朱复、恽代英。

　　上大同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但它毕竟是文化教育事业，必须从发展新文化运动着手，方有前途。瞿秋白一开始就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他给胡适的信中说：“既就了上大的事，便要用些精神，负起责任……我们和平伯(即俞平伯)都希望上大能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40]

　　瞿秋白还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精当地概括了近百年来中国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态度和顺序是“由浮泛的表面的军事技术之改进，而不得不求此技术之根源于自然科学数理科学;由模仿的急功近利的政治制度之改变，而不得不求此种制度之原理于社会科学”。当务之急，是研究社会科学，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了。不但如此，吸收外国优秀的文化艺术，“并不是‘国粹沦丧，文化坠绝’之表征，而却是中国文化命运之转机，中国新文化生活(复生)的端倪”。总之，“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系统——这两件事便是当有的‘上海大学’之职任，亦就是‘上海大学’所以当有的理由”。他详细地规划了上大各系的课程和目的以及远景设想。

　　1923年中，上大从“向不著名之学校，一变而崭露头角”。“已为一般社会人士认为新文化指导者”。1924年春季，全校学生已达400多人。闸北校舍不敷应用，乃迁至公共租界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南阳路口东首)新校舍，并把校本部对面时应里、甄庆里、敦裕里等各处作为中学部与部分教室及宿舍。上大成为驰名遐迩的南方新文化运动的园地，反帝反封建的前哨阵地。

　　由邓中夏起草的《上海大学章程》

　　上大办得最有特色的是社会学系，中国共产党认为上大应当具有革命性、时代性。因此，学校创办之初，即建立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学系。那时全国的大学，没有一个以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教学任务的系科，也没有一个系从系主任起到教员，集中了那么多的共产党的教育家、理论家讲课，唯有上大的社会学系是如此。

　　在上大社会学系执教的有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杰出的理论家、宣传家，他们在上大的理论教育，对党的理论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党的思想建设，提高了党员的理论水平，推动了将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和探索。他们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近代历史、劳动运动等各个领域问题的研究，都卓有建树。他们的理论与思想教育，培养了大批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以瞿秋白为例，他在上大的讲义《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等，比先前更全面更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起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作用。

　　这些理论的熏陶，激发了莘莘学子的革命热情和蓬勃坚强的战斗精神，他们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斗争洪流中。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上大所结出的丰硕成果。

　　上大学生深有感触地说：“精湛的理论是行动的中心，思想武装是反帝反封建的大本营，而上大的教授们将素日研究的成果……编辑成书，印发全国，由这些无声的炸弹，我们曾摧毁多少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深沟高垒是无从统计的。然而一时上大成为革命学说、革命理论之渊薮是人所公认的。上大在民族运动史上之能画出一道深刻不朽的痕迹，领导一个空前的反帝运动是不为无因的。”

　　在瞿秋白的主持下，社会学系开设了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科学的课程。其中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原理、社会运动史、现代社会学、社会进化论、经济学与经济史、政治学与政治史、中国近百年史以及社会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青年问题等。这些课程除社会系学生外，其他系的学生，甚至其他学校的学生都热心选修或旁听。

　　共产党人在上海大学执教时编写的教材

　　共产党人在上海大学执教时编写的教材

　　这一时期，上大成为全市青年学生运动的核心。“一时沪上各报都竞载该校消息，上大威名遂震惊全国。此一时期，学生个个生龙活虎似的，各种文化运动，各种革命集会，以及一切反军阀反帝斗争，无不以该校学生为台柱”。

　　1925年2月，由邓中夏、李立三、刘华等领导，上海日商纱广工人大罢工，上大成立了“上海日纱厂罢工后援会”，刘一清、杨之华、张琴秋、郭伯和、何秉彝等许多上大学生帮助纱厂工会进行宣传与组织工作，向全市学校筹募捐款支援罢工工人。上大成为学生支援工运的基地。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由中共实际领导的第一个高等学府。它是中国早期革命者的摇篮，革命的大熔炉，许多民族的精英在此熔铸成长。许多上大的师生在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前赴后继，英勇捐躯。他们的业绩与精神，却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