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代表20人，全国共产党员数为994人。
图为中共四大纪念馆
大会着重讨论了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问题，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目的及其特性，以区别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指出无产阶级是为了推翻一切民族中资产阶级资本帝国主义而参加民族运动。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性的民族运动，只可称为民族解放运动，决不是什么民族主义的运动。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
大会分析了中国各社会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虽然有了多年历史，总不能逃出妥协而流产的命运，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已开始参加此运动，并在许多实际运动中，已露出阶级的分化，不但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增加了新的力量，并且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有了新的意义。
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也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指出：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而他们革命的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中国民族民主运动之发展，当与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为正比例。
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政策的历史经验，指出：党的三大以后，国民党因我们的同志积极参加之努力，实现了改组大会，思想上组织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国
大会对于职工运动作出决议，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还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且在民族运动中须取得领导地位。但工人阶级要真能达到领导者的地位，督促其他阶级前进，自身就须有强固的组织和独立的工作，所以一方面要努力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但同时决不要忘了自己的独立工作——职工运动。大会指出，中国的职工运动一开始便几乎完全在共产党指导之下，已经经过两个时期，在“二七”以后，中国工人几乎取纯粹的退守态度，就是南方的职工运动也几乎完全依附民族运动。这是“二七”后的第一时期。国民党的改组，影响到南方及江浙和北方的职工运动，职工运动在这一时期，由退守的地位渐进于进取的趋势。这是第二时期。北京政变之后，职工运动又有开始一个新时期的可能。在国民军领域内可以公开组织工会，其他地方也可以有公开工会的可能。这就进入第三时期。可是，职工运动公开的可能愈多，工人势力膨胀的机会愈多，帝国主义力谋摧残也愈急，军阀及资产阶级工贼的力谋破坏或利用的方式也愈复杂。因此，要处理好职工运动与民族运动的关系。
大会通过了《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经国际帝国主义长期的侵略而崩溃后，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分，约占全国人口的80%。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会议总结了近几年来宣传和组织农民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如何开展农民运动等问题。
中共四大通过的决议案
大会还作出了关于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决议案，修订了党章，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总书记。
中共四大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指出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目的、特性，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以及提出中国各社会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之领导地位的趋向。这是从当时的实际状况来提出问题的。中共四大是党在革命实践中遇到许多尖锐的矛盾，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面临很大威胁，共产党内以及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俄共(布)的代表之间的各种矛盾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而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纠正党内“左”的与右的倾向。当时党员人数不足1000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和俄共(布)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情况下，提出解决种种矛盾的方案，突出共产党必须大力地开展职工运动和农民运动，使自己有必要的、足够的力量去实现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实事求是的，因而也是可行的。正是党的四大，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才有工人运动的重大发展，才有上海的二月工潮以及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全国反帝运动的掀起，它拉开了中国大革命的序幕。
1924年5月的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和中共四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上海工人运动再次兴起。日商纱厂工人领先一步，首先起来。
1925年2月2日晨5时许，日商内外棉八厂粗纱间夜班的12岁女童工，因疲劳过度，倚墙瞌睡，被日本领班发现，遭毒打，腿部受伤。其姐在同一车间，见小妹受欺压，冲上前去讲理，也遭拳打脚踢。全车间工人忿忿不平，起来向厂方抗议。日本资本家见工人们竟敢向厂方抗议，就借机将50余工人开除，且将带头的工人送入公廨。同时，早、中两班工人也受牵连，不准进厂。2月7日，公廨将1名工人判刑，另5人遭训斥，其中一人又被厂方禁闭。日本资本家的蛮横，激起了工人们的义愤。
沪西工友俱乐部获悉后，向中共上海地委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组织了罢工委员会，指定邓中夏、李立三等负责，号召上海的全体党团员起来支援日商纱厂的斗争。沪西工友俱乐部散发传单，呼吁工人一致罢工。罢工工人提出了战斗口号：“反对东洋人的虐待!”“反对东洋人打人!”“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这样，内外棉11家纺织厂，1.7万余工人全部罢工。14日起，沪西日华三、四厂、东亚麻袋厂5000余工人也参加了罢工。沪东的大康一、二厂的工人在工人进德会的领导下，同沪西相配合，4000余人全体罢工。15日和16日，沪西丰田、同兴的近6000工人起来罢工。18日，沪东裕丰一、二厂2600余工人罢工。至此，日商的6个纺织会社、22家纺织厂、3.5万余工人投入了二月大罢工。
日本资本家和日本政府联合起来，千方百计想把这场罢工镇压下去。开展大逮捕，一下子抓了56人，加以拷打，继而送入会审公廨接受审判。淞沪警察厅也密切配合，严令禁止罢工，并逮捕了罢工领导人邓中夏、孙良惠等和数十名工人，沪西工友俱乐部也遭封闭。.
但是，罢工工人在工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继续坚持斗争，并得到社会各界有力的声援，迫使日商只得坐下来谈判。经过多方的斡旋，于2月26日签订了复工协议。”二月大罢工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结束。次日下午3时，工会代表到警察厅接被捕工人出狱，一路上，数千群众沿途夹道欢迎，工人们欢庆罢工斗争的胜利。以后，邓中夏、孙良惠等人也被释放。
二月罢工以后，各纱厂工会先后成立工厂委员会，开展会务工作，进行会员登记。到3月下旬，小沙渡、曹家渡、杨树浦3个地区，共登记了2万余人。到4月，上海日本纱厂除浦东外，以及麻纺厂、绢丝厂的工人绝大部分都登记为工会会员。工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引起了敌人的恐慌，租界工部局惊叫：“闸北潭子湾工友俱乐部，原来是为主持二月罢工而组织的，现在却成为有关永久性的机关，每天都在那里举行会议。”
在罢工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积极分子和工人骨干，党组织不失时机地将其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入党。1924年下半年，上海的党组织共有8个小组，109位党员;到1925年5月，已发展到有15个支部，218位党员，人数翻了一番。
二月罢工为五卅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准备了强有力的干部队伍，是五卅运动的一场大演习。
1925年5月1日，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是这次大会的重要任务。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对全国的工人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四五月间，棉纱行情发生了逆转，从棉价低纱价高，转变成棉价高纱价低。日本资本家想压缩生产，借机向工人阶级反攻倒算。他们撕毁2月的劳资协议，继续虐待工人，克扣工资。日本资本家气焰嚣张，在3天之内，开除工人30余人。5月14日，内外棉十二厂又有6人被开除，工人质问老板，遭毒打。15日上午，日商纱厂工会召开紧急会议，工人代表情绪激昂，要求马上举行大罢工，打退日本资本家的进攻。于是，日商各织布厂工人，相继举行怠工斗争。
内外棉七厂的棉纱得不到供应，资本家就扬言要关厂。15日傍晚，七厂大门紧闭，张贴“因故停工”的布告。夜班工人被阻门外。工人顾正红扯下布告，率领工人们冲开厂门，涌了进去。内外棉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领一批打手赶到，疯狂地毒打手无寸铁的工人。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物料间，拿了一批打梭棒，奋起自卫。川村拔出手枪威胁，扬言再不出厂，就要开枪。川村恼羞成怒，对顾正红连连开枪，顾正红中弹后高喊：工友们，团结起来，斗争到底啊!敌人又对顾正红开了两枪，还用刀在他头上猛砍，顾正红倒在血泊之中。被激怒的数百名工人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同敌人厮打起来。此时大批巡捕赶来用暴力驱散人群，多人受伤。5月17日，顾正红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
内外棉纱厂工会发表宣言揭露顾正红惨案经过，提出惩办凶手等8项要求。次日，8000余内外棉工人罢工，抗议日本人屠杀中国工人的罪行。中共中央为此发出了第32号通告，紧急要求各地的党组织马上“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会社团体一致援助”罢工工人。上海工学界35个团体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成立了“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发动群众投入斗争。
24日下午，内外棉纱厂工会在潭子湾举行公祭顾正红大会。日本工厂的工人、学生和各界代表参加。会场上“为顾正红烈士报仇!”“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公祭大会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誓师大会。
图为1925年5月24日，内外棉纱厂公公会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出席
日本资本家要上海的中国官厅派兵警镇压，但兵警赶到，会已开成。日方又要英国领事馆帮忙，不准在租界里持旗成群结队行动。上海大学学生因集队持旗去参加顾正红公祭大会，多人被捕。之前，文治大学学生为罢工工人进行募捐活动，也有多人被租界当局拘捕。
5月27日，恽代英召开了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大夏大学等校的学生代表会议。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地委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学生上街宣传和发动各阶层共同反帝的行动。蔡和森提出以工人阶级为反帝斗争的中坚力量，争取、团结一切反帝力量，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大运动。由于租界当局以“扰乱治安”的罪名，要在5月30日审讯被捕学生。
5月30日上午9时，会审公廨开庭，判决上海大学4名学生，除仅15岁的1人当庭开释外，其余3人均交100元保释。
上海各校学生，并不理会敌人的故作姿态，他们按照原定计划，陆续进入租界，南洋大学、同文书院、复旦中学3校最早出发，9点已到达公共租界。上海大学学生在前一天晚上成立了13个决死队，于30日一早，直奔公共租界而去。先期抵达租界的学生，三个一伙，五个一群，树起了“学生演讲队”的旗帜，散发传单，演讲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和顾正红遭枪杀，学生援助工人而被捕的事情。同济大学学生分成16个小队，分散进入祖界。上午的演讲队伍还稀少，演讲时与巡捕发生冲突，就一边转移，一边继续演讲、散发传单。中午，老闸捕房开始抓人，拘捕了十多名演讲的学生，学生们一起拥到老闸捕房，同巡捕说理斗争，迫使巡捕将学生释放。
午时过后，各校演讲队云集，内外棉罢工工人、邮局职工、铁厂工人、手工业工人、店职员、中小学教员等也加入了学生们的行列。下午1时后，闹市中心都有学生在演讲，“听者动容，几至泣下”。熙熙攘搛的南京路，到处是演讲的学生，到处是围观的群众，甚至分不出谁是来演讲的，谁是来听演讲的。反帝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敌人慌了手脚，英捕头爱活生下令如有不服制止者，准予拘究。”—瞬间，一大批学生被捕。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带领下，广大学生继续前进。闹市中心南京路，“人如蚁聚，驱之不散”，爱活生惊慌失措，指挥英捕和华捕，挥舞警棍驱赶、殴打群众，而广大群众毫不退缩，坚持一定要释放被捕学生。至下午2点，已有100多演讲者被关进捕房。被捕者毫无惧色，敲门窗、拍桌椅，同敌人进行着说理斗争，将老闸捕房闹了个天翻地覆。被关押的学生越来越多，看来事态快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巡捕想将先抓进来的人先行释放，但有的不愿出去，说要放一起放走;有的出去了还是站在捕房门口。学生、工人见大批人被捕，朝巡捕房集结，恽代英获悉，预感敌人会开枪，但是事前没有充分估计，没有部署;此时广大群众情绪激动，已经无法阻拦了。下午3点，老闸捕房门前已水泄不通。
下午3点45分，爱活生召集华捕、印捕及英捕在老闸捕房门口，突然，爱活生下令准备!瞄准!开枪!”顷刻间子弹横飞，血流遍地。英国人枭威尔率先开枪，酿成了五卅惨案。
当时，老闸捕房门口的群众靠近巡捕，不少子弹同时打中2个人，许多子弹是从背后射入，说明群众是在毫无抵抗和防备的情况下遭到屠杀的。共产党员、上大社会学系学生何秉彝，共青团员、同济大学学生尹景伊，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接线生唐良生以及南洋附中学生陈虞钦，东亚旅馆厨工陈兆长，洋务职工朱和尚，味香居教门馆伙友谈金福，新世界职工邬金华，大中华电器公司工程部主任石松盛，陈发昌包车行车匠陈兴发，裁缝王纪福，谋得利琴行漆工姚顺庆，洋货商人徐落逢13人被打死，另有数十人受重伤，受轻伤者不计其数。南京路上流淌着中国人民的鲜血，租界当局急忙用消防水龙头将血迹冲干净。英帝国主义的子弹，点燃了上海人民愤怒的烈火!
图为五卅惨案现场
当晚，中共中央举行紧急会议，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亦农、张国焘等出席了会议，立即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发动全上海人民起来罢工、罢市、罢课。中共上海地委、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全国学联、上海学联、工会都紧急集会，商讨对策。
二月罢工后，工会的组建工作大有进展，到5月间，党领导的工会团体已有24个。5月2日，海员工会、电车工会、印刷工会、大康、裕丰、日华、内外棉纱厂工会等24个工会团体开会，决定建立上海总工会筹备会。18日，上海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各工会代表百余人，通过总工会之暂时章程，并选举会长李立三，副会长陈杏林”。当时上海总工会尚处于秘密状态。5月中旬，刘少奇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委托，到上海筹建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旋又奉中共中央命令到青岛领导日商纱厂工人罢工。五卅惨案发生，又奉命回上海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罢工。为贯彻中共中央的开展罢工、罢课、罢市的决策，刘少奇和李立三一起在5月30日、31日晚上接连举行各工会的联席会议，作出决定，公开上海总工会以领导全市工人的罢工斗争。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科主任。
五卅运动中的李立三，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五卅运动中的刘少奇，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
6月1日下午，上海总工会公开挂牌，会址设在宝山路宝山里2号，后又迁至共和路和兴里27号。上海总工会发表第一道命令：宣布上海工人为反抗帝国主义大屠杀实现总同盟大罢工。
五卅运动初期上海总工会遗址
最早举行罢工的是公共租界内的华洋德律风(英商电话公司)的接线生。五卅惨案发生后，接线生们听说同事唐良生遭枪杀，怒不可遏。共产党员王酉庚与同事秘密集会，决定一致罢工。6月1日下午5点，部分接线生已经离开公司。2日上午换班时，宣布全体罢工。
上海总工会是党领导上海工人斗争的领导机关。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罢工浪潮一浪高一浪。
上海的各行各业都卷进了罢工的漩涡：大东、大北电报公司的华员、租界的自来水工人、工部局的清道夫、出租汽车司机、大饭店的西崽、租界内的多数华捕、外国人雇佣的厨师、侍者、奶妈……，都参加了罢工。工人罢工以后，不断举行反帝示威游行。7日，闸北游行示威有3万多工人、学生、市民参加。6月8日，中国海员参加了罢工，将上海人民的“三罢”斗争推向新高潮。海员工会宣言中说：“在这无法律、无公理、血肉污秽的野蛮状态中，生命已经危若累卵，我们被迫至是，不抵抗则死，抵抗亦不过是死。我们愿为中华民族争独立而死。所以我们一致罢工。”中国海员参加罢工，直接推动了各艘外轮的货桟工人、驳船工人，英、日小轮的老大、水手，外商码头的工人、船头小工，以及外洋拖轮、供应艇和港内拖轮上船员等一连串大罢工，迫使英、日船只无法进港。
在五卅运动反帝大罢工中，还有不少华商工厂的工人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
据上海总工会调查统计，到6月13日，英商工厂参加罢工者有26处，3.6万余人;日商工厂参加罢工者39处，6.3万余人;工部局系统参加罢工者8处，3600余人;其它外商企业参加罢工者34处，2.7万余人。总计，外资经营的各种企事业单位参加罢工者107处13万余人，中资工厂参加者11处，2.6万余人。据报刊资料统计，中资外资各厂工人参加罢工的，到7月21日，共206起，25万人左右。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帝同盟大罢工。这场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外资工厂机器全部停转，英、日轮船大部分停航，有些船虽然已抵上海，因码头工人罢工，只得退回发货港口。堆在码头上、仓库里发霉腐烂变质的货物，更是不计其数，往常繁忙的上海港口，变成了一个死港。由于西报工人及报童罢工，《字林西报》、《大陆报》等外商报纸既出不了全张，也无人投递、发行。服务性行业工人的罢工，彻底打乱了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正常的日常生活秩序。帝国主义者遭受的经济损失是惨痛的，是非常巨大的。在“三罢”期间，他们仅“就开销与盈利而论，当有100000000两”。工人罢工使外资企业损失总额为12006564个劳动日。英国海外贸易部在1926年6月30日的《在华工商经济情况报告》中说：中国五卅运动“对英国工商业者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少?那是无法估计的”。
中共中央鉴于这次运动是反帝斗争，不仅仅是工人运动，这就需要联合各阶层共同斗争，故而在5月30日晚上的紧急会议上，决定由上海总工会、上海总商会等5团体共同组建反帝统一战线的组织——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来推动这次运动。6月2日，上海学联、全国学联、上海总工会等团体联合提议组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由上海总工会、上海总商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上海学联、全国学联5大团体，每个团体推派代表6人共30人组成最高联合机关，再由这30人中，各团体推派1人，共5人为总务委员，负责接洽执行对外一切事务。4日下午，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
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后，首先根据各界人民的反帝要求，拟订同帝国主义交涉的条件。成立的第二天，联合会就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派员来沪交涉。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条交涉条件。这代表了大多数市民的意志和利益，也可以说是全国人民的公意，所以，它不仅为社会大多数市民所拥护，而且得到全国大多数民众的赞同。
11日下午，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市民大会。500余团体、近10万群众参加了大会。这是五卅运动爆发以后，上海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反帝集会。全场群众头顶烈日，悲壮激昂地发表和聆听了演讲。在演讲中，孙金楝当场断指写下血书“不怕死，争人格”。杨杏佛在演讲中揭露英帝国主义“欺弱畏勇”，呼吁速同英国经济断交。这次上海市民大会，是上海各界人民坚持团结、全力支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17条的誓师大会，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最大限度地发动了群众。
图为1925年6月11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群众大会
中共中央自5月中旬起接连向全国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发出通告、指示、告全国民众书，要各地援助上海罢工工人，发动反日运动;反抗帝国主义大屠杀;为民族自由奋斗。共产党人在各地的运动及群众性团体中都起到了领导和核心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卅运动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并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各地，遍及全国25个省区(当时全国共计29个省区)，约六七百个县。不仅在一些大中城市，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挡，就连边远地区像内蒙、西康等地也掀起了反帝怒涛。
五卅运动历经4个月，对帝国主义是一次沉重打击。五卅运动，是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和英帝国主义的较量中，英帝国主义势力第一次受到有失无得的挫折。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中国人民自觉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此伟大斗争中党自身得到了发展。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斗争实践中提高认识，统一认识，对许多革命的根本性问题通过斗争实践提高认识，统一认识，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明确了今后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中取得了重要经验，产生了一次飞跃。五卅运动对民主革命中许多重大的问题得出了新的认识和作出必要的准备，为以后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组织上、思想上、政治上的良好的基础。五卅运动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大革命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