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知识分子中愈来愈显著。由于对帝国主义幻想的破灭，对社会主义的强烈向往，特别是受到五四时期工人运动的伟大的影响，产生了一批立志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就是将许多志同道合的共产主义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发起建党的。陈、李两人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青年的导师，“思想界的明星”，青年尊崇地说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他们两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拓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由北京来上海，应章士钊之邀，为西南军政府筹办西南大学之事(不久此事告吹)。2月4日，他抵达武汉，应邀去一些大学讲演，提倡“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鼓吹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轰动了武汉学界。湖北官厅大为惊骇，令其停止演讲，速离武汉。
陈独秀离开武汉重返北京，北京警察署连日盘问，拟将其重新逮捕。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由李大钊护送乘骡车秘密离开北京来到天津。他们两人在北京时，这次又在途中，酝酿了建党问题。这就是史学家所称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高一涵说：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
1920年2月中，陈独秀从北京回到上海后，在上海公开发表谈话说：“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普通社会，似有足为后盾者。然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实至不鲜。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以二十世纪政治眼光观之，北京市不能谓为有一市民。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表明陈独秀不再如五四初期那样，以学生为主力，仅依靠学生力量，实在太薄弱，必须要依靠工人阶级。五四运动发源于北京，但从客观条件而言，当时北京缺乏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而上海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城市，1919年六三后，上海工人阶级发挥过巨大的战斗力，表现了新的觉醒。由于这种情况，陈独秀就在上海开始了工人运动的启蒙宣传，并以工人运动的基地——上海，作为建党中心。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
陈独秀一到上海，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陈独秀到上海后，深入了解上海小沙渡和码头工人的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工团体去调查。1920年4月2日，他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充分地评价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他希望工人赶快觉悟，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认为世界劳动界的觉悟，可分两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中国劳动者的觉悟还处于第一步，但是要启发工人有第二步的觉悟。要把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话“倒转过来说”。
1920年5月，陈独秀先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酝酿建党问题，邀请邵力子、陈望道以及星期评论社的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沈仲九、刘大白等参加。陈独秀多次开会，商讨建党问题，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座谈会的人，态度并不一致。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后改称铭德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具体日期无法査考，但在6月20日之前可以确定，新发现的《俞秀松日记》残篇证实，参加5人会议之一的施存统于6月19日晚登上赴日本的轮船，与施存统所说6月20日启程赴日本之说一致。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共产党，这次会议明确建立的是共产主义的政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所以用这样的名称，因为还需要同李大钊商讨。会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中国共产党用下列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或劳农专政)，(二)生产合作，其他还有党的严密的组织等内容。会议选举陈独秀为领导人(书记)。这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最早组织的产生。
从1920年6月建立起来的共产党，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简称中共发起组)。一开始就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有中国劳动群众的地方，诚然，作为政党，在许多方面尚要完备。但作始也简，将毕也巨。筹建共产党之后，许多工作就能够有步骤地进行。陈独秀强调：“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37]要“多找真同志”。中共发起组成立以后，就以成立时通过的党纲性质的条文，在上海发展党员，组织研究马克思主义、出版刊物等工作。
陈独秀等将党称为“社会共产党”，仅是暂拟的，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中公开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中，曾数次称“吾党”为“社会党”，这也可视作为“社会共产党”的简称。陈独秀在8月中，写信给李大钊征求对于党的名称的意见，称“社会党”抑“共产党”。李大钊的意见是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于是不再称“社会党”或“社会共产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诞生经过。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5人在上海陈独秀寓所首先成立中共发起组，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不久又改名为共产党。此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地点暨《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
继上海成立中共发起组之后，各地成立的党的组织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或共产党支部。1920年夏季之后，在中共发起组推动下，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就进入了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实践阶段。
中共发起组对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起了指导和推动作用。长沙小组是陈独秀通过毛泽东建立的。武汉支部是由陈独秀介绍刘伯垂入党、李汉俊介绍董必武入党后建立起来的。济南小组是由陈独秀函约王乐平，由王尽美、邓恩铭建立的。广州支部是由陈独秀到广州后重新建立的。施存统和周佛海建立了留日小组，北京的张申府到法国后，建立了留法小组。上海的中共发起组是各地小组的领导核心，各地小组以上海为中心，保持密切的联系。
为了统一各地的党员的思想认识，并为正式建党作准备。1920年11月，中共发起组制定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宣言中明确地提出，要依靠工农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宣言》说：“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劳动群众——无产阶级——的势力正在那里发展和团聚起来，这个势力是会使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这种势力是在那里继续增长，这正是资本家的国家内部阶级冲突的结果。这个势力表现出来的方式，就是阶级争斗。”“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民的手里，正如1917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宣言表明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决心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为在中国实现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愿望。该宣言当时未公开发表，仅供内部学习和吸收党员时作参考，有利于统一和提高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思想。
中共发起组建立后，各地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在酝酿建立组织，在什么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上建党，如何建立一个全国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这是摆在中共发起组面前的重大问题。为了在思想上组织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党，中共发起组就在192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创办了理论性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作为建党的有重大意义的实际步骤。
1920年夏到1921年上半年，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作好了准备。在这急遽变化的一年中，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工人运动有了进展，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因此，在各地共产党组织相继建立的基础上，召开代表大会，制订详细的党的纲领，产生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正式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以便系统地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是势所必至，事在必行。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聘请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由李汉俊担任中共发起组的代理书记，1921年3月，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发生争论，辞去该职，由李达担任。
在各地共产党和青年团中，或多或少都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继续共事是不可能的，“为了阐述我们的目标、原则和策略，为了清除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成分”，1921年3月召开了由各个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当时以会议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我们的目标和原则的共同声明。这次会议还制定了临时纲领。这个纲领规定了我们组织的机构与工作计划，表明了我们对待社会主义青年团……也表明了我们共产党对于工会当前的任务的态度。”与会者提出：“我们的任务乃是组织和集中阶级斗争的力量，使之在向资本主义的进攻中锻炼得日益强大。通过对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进行宣传，通过建立有统一中心的庞大的产业工人工会以及建立革命无产阶级的统一的政党——共产党，这一切是可以做到的。”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
荷兰人马林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奉共产国际之命出使中国，1921年6月3日，他从欧洲抵达上海。当时在上海的还有接替维经斯基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柯尔斯基。马林和中共发起组的李达、李汉俊商谈以后，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他们和在粤在京的陈独秀、李大钊商讨以后，由李达、李汉俊发函给各地共产党组织，请每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大会原定6月20日召开，但由于不少代表，学校尚未放假以及其他实际困难，直到7月23日，代表全部到达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开始举行。
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共13人。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明(亦名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小组的周佛海，此时在沪的包惠僧也参加了大会，代表全国党员53人。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李大钊和陈独秀因故而无法出席。陈独秀接到李达的信后，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交陈公博携至上海。其内容为：发展和教育党员问题，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问题，组织纪律问题，争取群众和夺取政权问题。
除上海代表和陈公博，一大代表都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借宿于离开会址很近，相隔一条马路的博文女校(原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
博文女校——中共一大代表宿舍(今太仓路127号)
大会正式确定会址是在上海法祖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后门是从贝勒路树德里进去(今黄陂南路374弄)，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的沿街的里弄房屋，是李书城与其弟李汉俊的寓所。一大的第一、二天则是在博文女校举行的，代表们拟定了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党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交流了建立党、团组织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其他几天是在望志路106号举行的。会议的主持人是张国焘。因为他可以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英文翻译和联络。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地代表报告了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讨论了党纲和决议草案。30日开会时，受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干扰，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出了党的任务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图为中共一大会址外景。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并未参加所有的会议。在他们出席第一次会议的会议上，马林作了很长的报告，主要是讲述国际形势，共产国际工作状况及其使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还介绍了他过去在荷属东印度的活动和经验。他向代表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军人的组织。尼柯尔斯基向大家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和俄国革命的情况。根据他的建议，代表们决定秘密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大会的进程。大会曾休会两天，推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在以后几天晚上的会议上，曾讨论和研究了党的纲领问题。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达标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派出的13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列席会议。图为中共一大会议场景(油画)。
7月30日晚，那是马林、尼柯尔斯基参加的一次会议，代表们继续举行会议时，一个陌生人从后门进入会场，张目四望，说要找一个人，李汉俊告诉他，没有这个人，他就扬长而去。马林是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很机警，他说此人可疑，立即停止会议，我们赶快分散离开。以后开会日期，另行通知。”他们走了仅一刻多钟，地处附近的法租界巡捕房派了9个人前来搜查。当时，李汉俊和陈公博未离开，尚在楼上闲谈。巡捕和侦探对房内进行严密的搜查，足足骚扰了两小时。有一份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写在一张薄薄的纸上，涂改得很潦草，放在李汉俊的抽屉内，侦探打开抽屉搜查时，可能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废纸，连看也不看，这可说是不幸中的大幸。侦探盘问李汉俊，为什么藏书很多，并且有许多是外文的社会主义的书籍。李汉俊以汉语间或以法语答复他们，说他是中学教员，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需要很多书籍供参考。他们还特别怀疑那两个外国人(共产国际代表)，再三盘问那两个外国人是谁?李汉俊、陈公博称：那两个外国人是英国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利用暑假余暇来叙谈。巡捕虽心有不甘，但知道这里是著名的李公馆(李书城公馆)，又没有搜查到真凭实据，只得快怏离去。
之后，一些代表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商量，李达的爱人、青年团员王会悟熟悉家乡嘉兴的情况，她建议：嘉兴南湖距上海较近，风景优美，是旅游地点，不大为人所注意，可前去继续开会。大家采纳了这个建议。
8月5日清晨，除陈公博、李汉俊外，代表们由王会悟陪同、乘火车到嘉兴，在城内旅馆略事休息后，在南湖的游船中开会一天后返沪。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工作任务的决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人员，大会胜利闭幕。陈独秀虽未出席大会，但由于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五四时期具有很高的声望，因而被选为中央局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主要是组织工会工作)，在陈未到沪前，由周佛海暂为代理。
嘉兴南湖红船
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简称《纲领》)，共15条，前3条系党纲性质，后12条是组织章程。《纲领》明确宣布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我们党的纲领如下：
(一)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清除的时候;
(二)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清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三)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四)联合第三国际。
《纲领》明确规定党要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体现了共产党人终身为之奋斗的崇高的理想。《纲领》规定的奋斗目标，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制定战略策略的理论依据。纲领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还不曾提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纲领》中的组织问题部分提出，党的组织要采取“苏维埃管理制度”，这种委员会体制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式。它还提出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委员会的监督”等，都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纲领草案中原有一条：共产党人不得担任资产阶级议会或政府的议员或官员。这务规定曾引起代表的激烈的争论。有的代表强调党的原则性、纯洁性，主张党员不得担任议员或官员，而有的代表则强调策略的灵活性，在取得政权前的长期的斗争中，在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中利用合法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来《纲领》对此规定说：“党员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译件)
党的一大讨论了集中力量组织工人，开展工人运动的问题。中国是个产业落后的国家，社会上都是以同乡结社的帮会和封建行业性的行会作为工人团聚的组织形式。这些旧的组织形式不利于团结整个工人阶级，没有坚强的战斗力，易为封建工头和资本家所利用。各产业发达的国家一般都是以产业为基础建立工会，过去，上海、北京等地的共产党组织也是以建立产业工会为努力方向。因此，他们重申以产业工会为组织工会的主要形式。一大通过了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决定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通过建立工会，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决议中要求成立工会的研究机构，着重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问题，大会后，党就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公开领导工人运动。
在嘉兴南湖举行的会议中，在讨论起草的《宣言》草案时，涉及对南北政府以及对孙中山的看法和所应取的态度时，代表中有分歧意见。董必武、陈潭秋等认为，孙中山从成立同盟会以来，所进行的革命活动是应该肯定的，孙文学说也是有进步意义的，应采取支持与合作的态度。但也有代表认为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不能与孙中山妥协共事。由于时间匆促，对此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宣言》最后也没有发表。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坚强的战斗司令部，中国革命才出现了全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