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初起之时,国内,在南方是国民党的广东政府;在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政局。是年5月,张作霖的奉军入关。10月,浙军孙传芳以皖、赣、苏、闽、浙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反奉,浙奉战争一开始,就出现打击上海工学商联合会、上海总工会之举。1925冬,北方政局动荡。
1926年7月开始北伐。
1926年9月,在北伐军的进展中,中共中央特别强调以上海、广东、湖南、湖北4个区为工作重点》强调要善于运用联合战线的策略,使本党日渐群众化、政治化,务必去尽研究小团体的习惯,特别指出:“上海以自治市的运动发展各阶级反抗军阀统治的联合战线。”
图为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时散发的传单
中共上海区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并按照中共中央所指出的:“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以及7月31日的《中央通告第一号》,要求各地党组织“在当地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由反对苛捐杂税力争民权自由,一直到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16日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接受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之职并进兵上海。17日下午攻占嘉兴,18日夺取松江,当时孙传芳在上海力量空虚,正是发动起义的最好时机。10月17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提出组织上海市民自治政府——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保障上海市民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决定推动资产阶级反对奉系军阀,“联络上海中小资产阶级实行罢市、罢工、罢课,抵制奉军南下。”暴动被提到议事日程,罗亦农任起义秘密总指挥,李震瀛任公开总指挥,奚佐尧、钟尔梅任技术总指挥。暴动的时间视资产阶级的态度是否坚决而定。
18日上海区委召开特别活动分子会议,罗亦农指出:“上海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大本营,上海的问题非市民起来不可,北伐军决不能解决上海问题。因此,我们要使上海划为中立区,成立自治政府,则于中国政治前途,于全世界都有很重大的意义。上海所有工人运动民众运动必可大发展,共产党可以得到更深基础。”“我们要充分表现民众力量,起来做武装行动,工人要参加,同时促成资产阶级也武装起来,同时今明天要实行大罢工。”准备召开很大的市民大会[42]。上海区委想让国民党钮永建先动,认为“我们先动不利”,但“他们想我们先动”,所以双方都按兵不动。
19日,上海区委讨论了武装起义的具体计划,对起义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内部秘密总指挥为李震瀛,区委秘密接洽为罗亦农、赵世炎和汪寿华。行动计划:第一行动:制造局;第二行动:闸北;第三行动:南市;第四行动:浦东等。同日,上海区委宣传部发出政治宣传大纲,提出应该乘国民革命军的势力所及的地区和军阀势力崩溃的地区,先把一省一市的民众政治势力树立起来,在当地建立相当的民治基础。推翻孙传芳在上海的势力,与资产阶级联合组织上海市政府。在市政府中只须有人参加,不必占重要的地位,目的只在于取得民众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或扩大宣传和组织。
22日夏超兵败,形势转为非常不利。由于消息不灵通,23日上海区委却仓促决定起义。当天晚上,许多工人纠察队员和工人群众枕戈待旦,准备参加武装起义。由于钮永建的队伍泄密,淞沪警察厅早就加强了防范。24日凌晨,原定的起义信号——黄浦江上军舰的炮声迟迟未响,许多在夜间集中待命的工人纠察队只得纷纷散去。上海区委获悉夏超完全失败的消息,马上下令停止行动,但是,斜桥、唐家湾、南洋大学附近的起义者向敌人发起了进攻,很快被军警驱散。就这样,起义还没有正式发动起来就失败了。
这次起义,遭破坏的有浦东吴家厅码头工人起义指挥所和南市沪军营亲贤里机关。总工会执行委员、码头总工会副委员长陶静轩等7人和工人自卫团指挥、起义技术总指挥奚佐尧等4人被捕。奚佐尧和陶静轩先后英勇牺牲。
图为当时报纸对上海工人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的相关报道
11月19日,上海区委主席团决定暂停暴动的宣传,转为注重经常的暴动准备,并要求“准备第二次大罢工”。这次注意到了同国民党有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中共中央为加强上海工作,于1926年年底,先后从广东调周恩来、湖南调颜昌颐到上海,加强党的军事工作的领导力量。
2月11日,在上海区委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明确决定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第二次起义。
1927年2月初,北伐军东路军向杭州进兵,中共中央在2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北伐军到达松江的时候,上海宣布总罢工,并组织第二次武装起义。2月16日,上海区委举行会议,完全同意中央的决定。
17日,北伐军东路军攻占杭州。18日,东路军前锋抵达嘉兴。当天晚上,上海总工会作出“于本月19日起,举行全沪工人总罢工,援助北伐军”的决议。19日,总工会正式下达总同盟罢工令。当天就有15万人参加了罢工。
20日,罢工人数猛增至27.5万人。到2月22日,罢工人数已达36万。全市的产业工人几乎全都参加了罢工,而且连南货业、酱油业、米业、药业等较为分散的行业工人、手工业工人,也积极参加了总罢工。这次政治大罢工,发动范围广,投入人数多,组织领导严密。比之五卅时期又有了进步。
22日,上海区委发出《特别警急通告》,宣布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
2月22日晚,黄浦江上的“建威”号和“建康”号开炮攻击高昌庙兵工厂,总同盟罢工转为武装起义。军舰上发出的几枚炮弹落入法租界,法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派兵舰向“建威”和“建康”号发出威胁,迫使其停止炮击,起义海军只得撤离。
由于起义海军的撤离,浦东工人纠察队未能取到军舰上已准备好的枪支,因而不能按原先制定的起义计划,攻占高昌庙兵工厂,不能夺取兵工厂内的武器弹药来武装南市的工人纠察队。而南市工人纠察队听到起义的信号后,马上行动起来,但由于缺乏武器,得不到浦东工人纠察队的支援,所以未能及时集中兵力攻占敌军司令部和兵工厂等要害部门,只不过占领了几处警察署,夺取了一些枪支。闸北起义工人与反动军警展开激烈搏斗,但全市工纠队没有统一行动。据6个区统计,起义过程中,被捕60余人,牺牲3人,伤多人,被开除的近200人。
由于当时起义的各项组织工作没有完全落实;帝国主义的强硬;商界没有联络好,没有开展罢市;国民党方面毫无力量,钮永建下达的命令不发生效力;工人阶级陷于孤立。实战中暴露许多问题,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更大的损失,在23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联席会议上作出停止暴动的决策。
图为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时,老西门一带,工人、学生和其他群众与军警对峙的情景
在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作出了“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三次)暴动”的决定。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的中心工作。
军事工作的部署在3月初大体就绪,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中力量在闸北,分五区,引翔港管靶子场东,杨树浦管靶子路以上,闸北管五区湖州会馆等,小沙渡管四区警署,随时随地夺取武装,做破坏铁路运动。
周恩来1926年底到上海,调到中共中央,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在第二次武装起义时作为参加者,熟悉情况。为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被委派负责起义的军事工作,担任特别军委负责人和武装起义总指挥。
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直接指挥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为了提髙工人纠察队的战斗技术,周恩来在全市设立多处秘密训练点,派出黄埔军校毕业的同志来为各部委和大厂工人纠察队负责人上课,指导武器使用和巷战战术的训练,培养军事骨干。经过25天的训练,有1800名工人纠察队员学会了使用武器。当时分管工人纠察队军训工作的侯镜如回忆道:“我秘密地到各训练地点训练各区纠察队的干部们,给他们讲授枪械构造和使用方法,《暴动需知》和巷战战术,并进行战术运动、射击刺杀等军事训练。”[周恩来还主持制定了《武装暴动训练大纲》,详尽地规定了各项细节。
在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下,为第三次武装起义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北伐军分3路进攻上海:进攻松江;从宜兴包抄苏州;从宁波夺取浦东。3月2日,上海区委宣传部发出《对工人宣传大纲》,指出“上海革命的时机完全到了”,“准备马上大罢工、大暴动”。同日,罗亦农在上海区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经验与教训的报告。
罗亦农,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
3月21日清晨,上海区委作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决定。上午9时,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常委会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当天中午12时起举行全市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市,并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同时发布了全市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市命令。
图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命令发布地,今自忠路363号
上海总工会也发出了第二次总同盟罢工令:全上海的民众已经起来,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驱逐孙传芳、张宗昌余孽,建立上海革命民众的市政府。现在北伐军已占领龙华,所有孙、张残部及所委地方官吏,已纷纷溃逃。本总工会领导全沪80万工友,一致奋起响应北伐军,维持上海秩序,拥护上海临时市民革命政府,望各界人民安居乐业。
中午12时正,黄浦江上的轮船和各工厂的汽笛齐鸣,南市較火会的大钟敲响。全市电车停驶,轮船停开,工厂停工,全上海80万工人参加了罢工。罢工工人纷纷向预定的集合处集合。南京路上商店关门罢市,各马路商店也跟着关门。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罢课。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南洋公学等校学生还组织了纠察队、宣传队,与工人并肩参加了战斗。
下午1时,工人队伍按指定地点集合。沪西70余厂的工人越过苏州河,从共和新路来到虬江路集合;邮电工人集队去闸北;法租界的工人在法电工人纠察队带领下支援南市区;海员工人罢工后支援浦东。并决定沪东、沪西、虹口的罢工工人与纠察队获胜后支援闸北。吴淞工人罢工后在本区解决战斗。
起义开始后,上海邮政工人驱车前往闸北参加战斗
军委在南市、浦东、闸北设立3个指挥部。起义开始后,转移至半淞园路的“三山会馆”为起义指挥中心。
起义总指挥部和闸北指挥部及时分析了形势,周恩来、赵世炎对原先的部署作了调整,认为北火车站守敌甚多、工事坚固,加上帝国主义的铁甲车为其护驾,易守难攻,所以起义队伍暂取守势,同时组织冲锋队作好进攻的准备;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守敌虽少,但有机关枪和大量炸弹,对其暂且采取围而不攻;天通庵火车站因铁路巳断,敌军惊慌失措,可以集中兵力发起强攻。
铁路工人推倒机车
这次武装起义,一共消灭北洋军阀部队3000余人和武装警察2000余人,缴获5000多枝枪、若干门大炮和大量弹药、装备。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所有地区。在激烈的战斗中,有300余名工人和群众英勇牺牲,1000余人负伤。上海工人阶级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上海的解放,使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目标,就是要建立新政权——市民政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后,建立了人民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选举出委员19人,其中中国共产党员和工人代表10人,占半数以上。颁布施政纲领,得到人民的热烈支持。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中国领导下,由民众自己组织起来的人民政权。
图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旧址,原上海县署,今蓬莱路171号
图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执行委员合影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之后,面临着复杂的局面。蒋介石到上海后,中共上海特委和上海区委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刚建立的市民政府,受到蒋介石的威胁、压迫,一些资产阶级的委员代表辞职不干,必须补选,但市民政府坚持工作,宣布政纲,积极实施。
蒋介石运用流氓等造谣,说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并要主使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他正在制造进攻工人纠察队和打击共产党的借口。
上海滩上的青帮流氓十分惧怕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和他在工人运动中的组织指挥能力。他们设计先除去汪寿华,然后进攻工人纠察队,使其群龙无首,失去统一指挥。1927年4月11日下午,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就接到密报,中华共进会的流氓将在当晚袭击总工会与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立即发函至二十六军司令部,请求万一遭受袭击,希望给予援助。但是万万没想到军队会从中大搞阴谋诡计,配合流氓来打击工人纠察队。
12日凌晨2时半,青帮流氓在杜公馆换上工人的服装,佩带上印有“工”字的臂章,持枪涌上街头,乘上卡车,兵分两路:一路朝南奔向南市区的三山会馆和华商电车公司,另一路朝北扑向闸北区湖州会馆和商务印书馆俱乐部。
凌晨4时,黄浦江上的军舰上升起信号,中华共进会会员和流氓们发起攻击,南市、闸北枪声大作,袭击工人纠察队的行动开始了。
南市区的工人纠察队主要集中在华商电气公司和三山会馆,这是敌人进攻的主要目标。11日傍晚,二十六军的兵士就分散包围了华商电车公司。12日凌晨,约250名流氓,乘卡车从法租界南洋桥冲入华界,分三路包围了华商电车公司。正在放哨的工纠队员发现敌情,马上鸣枪报警,电车公司内100多名纠察队员奋起抵抗。激烈的战斗打到4时半,由于工纠队员顽强抵抗,流氓们未能攻入。这时二十六军第一师的一营士兵,在营长率领下,配合流氓共同进攻。至清晨6时,终于攻破华商电车公司大门,工纠队被迫缴械,共被缴去机枪4挺,手枪3把,步枪300多枝,有3名工纠队员受重伤。
二十六军一师二团一营,在营长指挥下,于12日凌晨3点半进攻三山会馆(南市工人纠察队指挥部)。该营动用了步枪、机枪、迫击炮,于晨6时攻下。收缴步枪345枝,冲锋枪3枝,机枪7挺。工纠队员牺牲1人,5人负伤。大队长被捕,被押往龙华司令部。
新军阀发动的这次反革命政变,调动军队及流氓武装1500余人,缴获工纠队步枪3000余枝,机枪20挺,手枪600余把,还有长矛、斧头和匕首。3000余工纠队员被强行解散,有120余人牺牲,180余人负伤。
在政变发生的当天,中共上海区委作出决定,要求全市工人一致起来罢工,同国民革命军中的新军阀作斗争。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也在同日发出致蒋介石电,通报二十六军强迫工纠队缴械,并且死伤多人,要求蒋“迅赐严命,彻底査究,将所缴枪械悉数发还,并予确实保障,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端”。
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下,12日的罢工工人达到了20余万。学联决定罢课3日,店员工会决定次日实行罢市,声援工人阶级的斗争。
4月12日上海群众集会游行抗议军队收缴工人武装
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三天中,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被杀300多人,被捕500多人,失踪5000多人。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也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全国的革命形势转入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