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的淮海中路上，有一条老式弄堂，著名的渔阳里就藏在两侧梧桐树下。1920年，一批批热血新青年来到渔阳里，开启解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间的红色征途。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经过8个多月的改造，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于2019年五四前夕对外试运营。回望百年，这座红色弄堂里装着怎样的历史？

　　青年团发起人平均年龄25岁

　　上海有两条同叫渔阳里的弄堂，以前是相通的，南面是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北面是淮海中路567弄（新渔阳里）。1920年春夏之际，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在老渔阳里2号和新渔阳里6号成立，渔阳里因风云际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红色地块。

　　1920年春天，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迁回上海，入驻老渔阳里2号。这里成为共产主义火种点燃的地方。同年，《新青年》在此完成转型，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机关刊物，《劳动界》周刊、《共产党》月刊等与中共创建密切关联的刊物在此问世。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也正是在此完成校对。据查证，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后，是由俞秀松送到渔阳里，又经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交给陈独秀，然后专门成立印刷所，出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

　　上海是共产党的诞生地，陈独秀等人筹备建党时，就考虑到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性。经陈独秀提议，参照苏俄少年共产党的模式，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团员合影（后排中为俞秀松，前排左为罗亦农）图片来源：上海档案馆

　　这样，一群有理想、有担当的年轻人走到了历史舞台。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八位“弄潮儿”齐聚上海，他们平均年龄仅有25岁，37岁的沈玄庐最为年长，最小的金家凤才17岁。当时，共产党早期组织都是秘密活动，而青年团是半公开组织。党的许多活动，以团的名义开展。当时，共产党早期发起组的骨干不少是留学海外归来的，而且平均年龄很轻，年纪最大的陈独秀41岁，最小的才20岁出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文化根基，懂几门外语，且职业构成以记者、教师等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为主。

　　李达于1955年8月回忆说：“党的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做书记。另外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因为当时有许多青年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找《新青年》社想办法，所以上海共产党组织就把他们组织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S.Y.），上海的团部设在华（环）龙路新渔阳里6号，两层两底的房子里，挂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牌，团员有20余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其中有两位就是从上海渔阳里出来的，刘少奇和任弼时都曾在渔阳里学习过。

　　一年间早期团员发展数量比党员快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发起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其实，俞秀松并非一开始就信奉马克思主义。在此之前，全国各地各种思潮百家齐放。俞秀松曾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展工读互助团，半工半读。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曾表示，自己看到了工人的力量。也因此在上海，他一边到虹口厚生铁厂打工，一边和陈独秀等人为党组织筹建做积极准备。

俞秀松照片。来源：百度百科

　　俞秀松继子俞敏没有见过继父俞秀松，但在成长过程中，他的母亲经常提起俞秀松。俞敏曾说，最初俞秀松也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逐渐东进，特别是传到上海。1920年4月-7月，在上海的3个多月，俞秀松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五四运动的开展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都为俞秀松等人思想上的转变提供极大的帮助。俞秀松在一张表格要求填写的“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书”里，就写到了《共产党宣言》。

　　在党史专家看来，上海团组织成立后，通过同各地早期党组织的联系，推动各地建立青年团，实际上起到国内团的发起组的作用。北京、广州、武昌、天津、长沙等地先后建立青年团。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谷林曾称赞说：“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他所说的“最好”，指的是力量最强、组织最好。

　　其实，在当时，青年团发展的人数比中国共产党还要快，后者至“一大”召开一年内才发展了50多名党员，但一年间团员的数量就从创始时的8人发展到了几百人。在在党史专家看来，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团是五四运动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

　　1921年初，全国各地的团员共有1000多人，成立临时团中央的条件已然成熟。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团中央机关就设在这里。

　　上海与“团一大”擦身而过

　　党的诞生地上海，与“团一大”是擦身而过的。据记载，起初，上海是团临时中央局议定的开会地点。作为团临时中央局所在地，上海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城市地理位置适中、交通便利，团的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顺理成章。

　　然而，据史料显示：1922年3月6日，广东团谭平山在给施存统的信中积极建议：“大会地点，如能够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的自由。”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在广东对社会主义思潮表示同情，工会、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在广州都是合法的，举行相关活动确有便利之处。最终，团的临时中央局接纳了谭平山等人的建议，将代表大会的地点改在广州。

　　党史专家认为，上海虽与“团一大”擦身而过，却长久成为团中央的驻地，有其历史必然性。史料记载：1922年5月13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来信，曾主张团中央地点改设广州，并要求团中央必须执行。团中央议决推迟一两个月执行。此时，广州形势日益复杂起来，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日益凸显。一个多月后，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炮击总统府。显然，广州不再适合作为团中央驻地。

改造改陈后的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于今年4月29日全新亮相。摄影赖鑫琳

　　从1922年5月“团一大”召开至1933年初团中央机关被迫撤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十余年间，除短暂地迁往他处，上海长时期地作为团中央驻地，成为指导各地青年运动的中心。

　　团中央机关旧址渔阳里在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中共党史上的许多“第一”都与它有关。如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发起组）在这里成立；推助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这里完成校对；全国第一个共青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里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设在这里；最早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在这里出版；上海发起组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也是在中国擎起的第一面共产党大旗也是在这里走出的。这里又是影响深远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中共一大的筹备、会务活动，同样都在这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