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素有上海香榭丽舍大街之称的淮海中路一路前行，走近淮海中路567弄6号，曾经赫赫有名的商业地标华亭伊势丹西侧的门外，挂着一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指示牌。
外面是闹市喧嚣，里面是活色生香的上海市井。近100年前，一批批热血新青年来到渔阳里，在石库门建筑中立下报国之志，开启解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间的红色征途。
百年渔阳里，传承五四精神，激励当代青年。为了迎接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经过近10个月的改造，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旧貌换新颜”，于2019年五四前开始对外试运营，以全新的姿态向世人娓娓讲述发生在渔阳里的红色故事。
背景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下午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举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必须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以引导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励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史料和文物收集、整理、保护，为后人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留下历史记忆。要抓紧把同五四运动有关的历史资料收集好、历史文物保护好。要加强对史料的分类整理和系统化研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和展示五四运动史料。要加强研究队伍建设，提高专业化能力，多出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老渔阳里2号：星火燃起的地方
淮海中路567弄6号（原霞飞路渔阳里6号）位于华亭伊势丹商厦西侧，有一条外表修缮整洁的老式弄堂，这就是著名的渔阳里。
其实，上海有两条同叫渔阳里的弄堂，以前是相通的，南面是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北面是淮海中路567弄（新渔阳里）。
1920年的春天，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迁回了上海，入驻老渔阳里2号。这里成为共产主义火种点燃的地方。
历史书上都说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的成立和五四运动有很大的关系？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青运史研究专家闵小益娓娓道来：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持续罢课月余，但以失败告终。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重读那段历史，你会感到壮士断腕的惨烈。‘三罢运动’前夕，上海的学生深夜跪在老西门、小南门一带的商铺门口，请求商人罢市。警察当局带着马队来镇压，对请愿青年学生粗暴动武。商人看不下去了，上海总商会连夜开会决定第二天罢市。”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自此起，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这次罢工，工人阶级显示了强大的力量。当时的报纸有评论说，“学生罢课半月余，不如工人罢工5日。”闵小益介绍说，从上海始发的“三罢斗争”取得胜利后，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依靠工人阶级。
五四运动后，全国各地的新杂志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其中较为有名的有《劳动界》、《劳动音》等。知识界形成了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改变中国的思潮。不少人脱下长衫，加入到工人队伍中。这意味着工人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1919年6月，《星期评论》在沪创刊。那时，民国史上赫赫有名的邵力子还创办了《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这些都是当年较为有名的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
谙熟青运史的闵小益将建党、建团的历史做了形象的比喻。“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大家有饭吃，人人有工作，均贫富，社会大同。现在的‘00后’可能不太能理解。通俗地说，就是《新青年》的主编、编辑和读者建群成立了一个党、一个团。当时陈独秀是‘大V’，粉丝众多，成为当时革命青年的偶像人物。”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为躲避反动军阀的追捕而避居上海。1920年春入住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从北京迁回上海。众多有志青年因此集聚于此，商讨救国之策。随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老渔阳里2号创建。同年，《新青年》在此完成转型，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机关刊物，《劳动界》周刊、《共产党》月刊等与中共创建密切关联的刊物在此问世。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也正是在此完成校对。
新渔阳里6号：薪火相传之路
新老渔阳里之间原本有条小路贯通其间，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陈独秀、俞秀松等都曾在这条小道留下深深的足迹。这条路被后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小道”。
1919年底，因为“一师风潮”，俞秀松被迫离开学校，去北京参加了工读互助团，3个月后又来到上海，在《星期评论》社工作。在闵小益等几位专家看来，俞秀松并非一开始就信奉马克思主义。在此之前，全国各地各种思潮百家齐放。“如俞秀松就曾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展工读互助团，半工半读，打个比方互助团有20多人，大家赚来的钱全部交公，统一由互助团付学费、生活费，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共产主义。当时的新村主义也和互助团类似。但这些试验都失败了。”
闵小益介绍说，俞秀松在自己的日记中曾表示，自己看到了工人的力量。也因此在上海，他一边到虹口厚生铁厂打工，一边和陈独秀等人为党组织筹建做积极准备。
十月革命后，苏俄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因为看到了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的强大力量，也希望寻找同盟军。苏俄派了维经斯基和其翻译杨明斋抵沪找到了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上海组建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大力宣传并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在青年中进行社会改造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团结和教育聚集于上海的大批优秀青年，同时也为了从中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陈独秀指派俞秀松等人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8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发起人有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沈玄庐、金家凤，俞秀松任书记，这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团组织建立后，向各地寄发团章与书信，带动各地建立青年团组织。为掩护革命活动，培养干部和输送青年团员到苏俄学习，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创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又在此开办了外国语学社。这所学校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同在一处。1921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建立，临时中央机关依然设在新渔阳里6号。
“我觉得新渔阳里之所以能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外国语学社不无关系。”闵小益认为，当时，共产党要积极培养干部，所以招募学员上俄文课，派他们前往苏俄学习革命经验。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其中有两位就是从上海渔阳里出来的，刘少奇和任弼时都曾在渔阳里学习过。
同样作为长期关注渔阳里的资深专家，俞秀松继子俞敏对于渔阳里的历史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的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党领导下成立的。只是当时共产党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共产党很多事都是通过青年团完成的。而之后的外国语学社则招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先进青年，虽然成立时间不足一年。但最后有几十位觉悟青年赴苏俄学习。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起到很大作用。”
如果说老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的话，那么新渔阳里便是青年团诞生的地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建带动团建，才有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先有了党，才有青年团。上海青年团成立后，又带动全国青年团发展。那时，上海团作为团的临时中央机关，代理行使团中央权利。”闵小益介绍说。
在闵小益看来，党的第一代核心领袖也是共青团的早期领导人，比如刘少奇、任弼时等都是从渔阳里出来的。这与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的观点不谋而合。
百年渔阳里再出发
“在研究渔阳里前，我们没想到上海有那么多红色基地，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沉淀，这是我们的红色宝藏。还有‘渔阳里’这样一块如此重要但却不太为人所知的‘革命圣地’。就拿渔阳里来说，很多红色史迹都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党团早期的发展息息相关。我们应该努力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瑊对于渔阳里感情深厚。
李瑊发给记者一张表格，上面记录着“渔阳里与中共党史上的第一”，包括老渔阳里2号和新渔阳里6号，均在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如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发起组）；推助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全国第一个共青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最早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上海发起组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也是在中国擎起的第一面共产党大旗。这里又是影响深远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中共一大的筹备、会务活动，也在这里展开，还是第一届中央局驻地，此外尚有许多重要活动在此交合互动。
李瑊认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党团干部、青年学生，都应该到这里领略原汁原味的党、团创建的胜地。“从这个角度说，渔阳里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它和共产党的创建密不可分，党、团组织的创建和早期发展也都是在渔阳里完成的。”在李瑊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渔阳里对于中国共产党更具有里程碑意义。新型的政党创建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一大”开会前不是一片空白。相反的，在“一大”正式召开前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它成为党的理论宣传、阶级动员、人才培养的发生地和见证地。
李瑊介绍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后，是由俞秀松送到渔阳里，又经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交给陈独秀，然后专门成立印刷所，出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这对毛泽东等青年才俊的人生观建立是有影响的。当时，早期的骨干不少是留学海外归来的，而且平均年龄很轻，年纪最大的陈独秀41岁，最小的才20出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文化根基，懂几门外语，这样才有可能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且职业构成以记者、教师等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为主。
2015年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成立了二级分会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主要的任务就是宣传渔阳里革命胜地，研究出书，每年召开各类研讨会。“有关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很早就有人研究了。但对渔阳里的故事介绍的相对较少，这中间很大的一块历史尚未挖掘出来。渔阳里的故事就像一块宝玉一样。我们希望将这个点凸显出来，让它成为上海红色文化的一颗明珠。”
“现在的大学生都很有思想，关键是要让他们心悦诚服。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告诉他们一个结论，还要让他们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李瑊老师透露说，上学期他们在上海大学开了一门新课——《开天辟地》，以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角度，讲述上海与中共百年的关系。上学期共有30多名学生选修这门课，但到了这学期突然猛增到130多名学生选修。
这门思政课共有10堂课，还有一次实践教学课是参观“一大”、“二大”、渔阳里等在内的红色纪念馆。李老师说：若要论党团的关系，当然是党在前，团在后，当时的情况就是一群长者指导年轻人，根据时势需要成立了青年团。所谓“新青年”，主要强调的就是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充满了生命力、活力，以区别于暮气沉沉的老迈的状态。
记者了解到，1958年、1961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海军大将萧劲光分别重回新渔阳里6号。国务院于1961年3月4日将新渔阳里6号正式命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并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团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对旧址进行全面整修扩建，筹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于2004年建成并对公众开放。2009年，纪念馆被中宣部公布为第四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成为培养团员青年了解党史团史、热爱红色文化的重要学习基地。
为迎接建党100周年和五四运动100周年，推进“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更好地发挥“渔阳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的教育功能，在共青团中央指导下，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黄浦区政府于2018年8月开始对展馆设施进行更新修缮、对展陈内容进行适当调整。此次调整旨在围绕“渔阳里”及其周边丰富的红色资源，还原历史本来面貌，更清晰地呈现出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历程，述说好“渔阳里的故事”，使之成为增强广大团员青年的自豪感、认同感与使命感的重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新渔阳里6号改造落成之时，老渔阳里2号的修缮工作也在加快推进，2018年底，黄浦区对《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南昌路100弄2号开启新一轮的修缮保护。经相关部门研究，正式启动对上述房屋的置换工作，居住在老渔阳里2号的4户人家已全部搬迁完毕，保护修缮利用已经开始，不久后也将以全新的面貌向公众展示。
“一大”、“二大”、渔阳里的区域位置形成一个等距离的等边三角形。李瑊建议，鉴于黄浦区有很多红色景点，可以考虑将这些景点串联成网络。因为中共早期发展的链条恰恰是成网络，而非散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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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老渔阳里和新渔阳里分别包括哪些建筑？它们之间有何关系？
李瑊介绍说，老渔阳里位于今南昌路100弄，共有两层住宅楼8幢。新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位于老渔阳里弄北至淮海路小道西侧。共有两层住宅楼33幢。始建时，两弄正式弄名均为“渔阳里”，1917年新弄建成后始在口头上以新老别之。新渔阳里其南侧有门与南昌路102弄相通，上世纪90年代中叶被封。
老渔阳里与新渔阳里的红色渊源厚重，是彰显党早期组织领导下，青年团建立发展的最好佐证。老渔阳里2号，是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的居所和《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而新渔阳里6号，则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
李达于1955年8月回忆说：“党的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做书记。另外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因为当时有许多青年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找《新青年》社想办法，所以上海共产党组织就把他们组织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S.Y.），上海的团部设在华（环）龙路新渔阳里6号，两层两底的房子里，挂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牌，团员有20余人。”
李瑊介绍说，外国语学社的成立旨在为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培养革命人才，自然也离不开中共早期组织的领导。外国语学社校长兼俄语老师杨明斋是维经斯基的翻译。那时，李汉俊教法文、李达教日文、袁振英教英文，陈独秀也经常去新渔阳里讲课，学社还定期安排政治报告会，学习一些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还给学生们学习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问：谈一谈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关系，党建是如何带动团建的，改造渔阳里的历史意义。
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何能从诸多政党中脱颖而出，和当时的中国和世界的大环境关联很大。当时，不光是中国，就连欧洲多个国家也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推崇社会主义的政党不一样，虽然都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但其他政党几乎都是从理论开始的，唯独中国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坚信马克思主义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当时，各界人士也急于找到新的方法，他们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药方’，而非纯理论去实践的。在寻找的过程中，发现这一理论确实符合中国国情。”
徐建刚认为，中国共产党等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各种探索。从五四运动到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再到无政府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当时诸如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团（乌托邦）、新村主义等各种思潮百花齐放。
“就拿俞秀松来说，他曾身先士卒，赴铁厂打工。我一直在想，为何当时那么少的一群人，能掀起那么大的运动？现在想来，这是因为他们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推动历史前进。这样中国才能有希望。”徐建刚指出，其实青年团当年发展的人数比中国共产党还要快，后者至“一大”召开一年内才发展了50多名党员，但一年间团员的数量就从创始时的8人发展到了几百人。“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团是五四运动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一批青年肩负起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尽管100年过去了，可以说，直到现在科学和民主仍是中国发展的动力。一如当初五四运动的产物赛先生和德先生一样。建议现在的年轻人能将科学理论知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不能夸夸其谈。永远跟党走，因为青年的命运和党的命运始终结合在一起。”
俞秀松继子俞敏人物专访
虽然我没有见过继父俞秀松，但在成长过程中，母亲经常提起他，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我对他的故事也十分了解。我现在从事青少年党团史教育工作，也算是一种传承吧。
俞秀松曾经采取较为激进的做法寻找中国的出路，比如工读互助团，但失败了。在上海时他曾到虹口厚生铁厂打工，不是为了糊口，而是为了了解中国工厂的现状。他试图通过工人俱乐部，将工人组织起来。
其实最初俞秀松也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逐渐东进。特别是传到上海。1920年4~7月，在上海的3个多月，俞秀松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转变。当时社会上各种思潮很多，为何共产党最后能胜利和五四运动分不开。五四运动后，上海工人阶级的强大有目共睹。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为俞秀松等人思想上的转变提供极大的帮助。俞秀松在一张表格要求填写的“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书”里，就写到了《共产党宣言》。
1920年8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领导下，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当时团的发起者有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8人，由俞秀松担任书记。陈独秀等党的发起组成员，都参加了团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于1925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团创建历史实应追溯于此。
1921年3月底，俞秀松代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赴苏俄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1年6月4日，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的俞秀松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任命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表，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俞秀松的一生光明磊落，个性鲜明。他从小就同情社会最底层的人。他当年离开家乡时我的二伯伯曾问他“什么时候回家？”他说，“我要等天下的讨饭佬都有饭吃了再回家。”他20岁时就立下誓言，做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为整个人类的幸福而努力。他为了别人的幸福，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幸福。
他对党十分忠诚。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积极为党工作。此外，他平时以身作则，清正廉洁。在新疆时，当局曾希望他接受教育厅厅长的委任状，还称当了厅长就有小汽车接送，有大房子住，被他严词拒绝了，毅然把委托书退回。
他也有着超凡的人格魅力。母亲经常讲，俞秀松十分博学，她从他那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知道了中国革命，也目睹了俞秀松在新疆的所作所为，对丈夫十分钦佩。俞秀松失踪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母亲不曾放弃寻找他，足以反映他们俩的感情。
在我看来，这个时代的青年人已经不需要洒鲜血了。但为人民做贡献是青年永恒不变的主题。也希望现在的青年能学习渔阳里的红色基因。将生平所学运用到工作中去，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