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上海突进。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在北方，3月，中国共产党人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在南方，4月，人民解放军和各路人马集结丹阳，专门为“进城”，为接管城市尤其是解放大上海，认真做各种准备。《解放日报》在上海的创刊，也是在此时从丹阳起步，并随之同步见证了“进城”全程。

　　正如毛泽东主席亲笔改定的新华社社论所指出的，上海的解放，有着特殊的意义。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回顾当年从丹阳到上海的胜利步伐。首篇聚焦最早可追溯到1948年底的战上海布局。

　　“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大上海的解放，这乃是二十世纪中叶震动全世界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事件”

　　1949年，历史正在加速奔跑。年初，淮海、平津战事底定，此时距离新中国成立已不足一年。国民党在大陆的22年统治，则正在走向注定的瓦解冰消，此时距离蒋介石黯然辞别上海复兴岛，还有4个多月……

　　不过半年，解放战争骤然加速

　　历史进程的加速，自有其必然性，但在当时又似乎那么突然。1948年7月，毛泽东在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任务》中，还特意加上了这样一段预计：“中国人民还必须准备继续作战争的艰苦奋斗，至少还要准备拿三四年时间去作这种艰苦斗争”。不过半年时间，到了1949年的1月底，在与米高扬会面时，毛泽东却已经自信“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向南推进”。

　　战争的主动权已然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这一点无可置疑。

　　1949年初，中共中央提出，在夏秋冬三季“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此时，长江北岸，二野三野大军正在集结。2月，中央军委同意渡江战役计划。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国民党军防御全面崩溃，23日南京解放。

　　在百万大军席卷江南的大背景下，上海战役便显得格外不寻常。

　　攻城前夕，中央却指示“等命令”

　　在筹划渡江作战的总体方案时，解放上海的战役就已摆在了台面上。据目前能查阅到的资料，对于解放接收上海的构想，至少1948年底就开始酝酿，及至1949年5月22日中央最后批准三野总攻上海，如何夺取一座城市，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筹划，这在解放战争中也是少见的。

　　不仅是决策时间漫长，即便是大军已直指上海，解放军的最高统帅部对部队推进却还有所保留。1949年的四五月间，中央军委反复明确指示“不要过于迫近上海”，“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嘉定城及昆山城以东之陆家浜、安亭等处如果可以不占，则暂时不要去占”，有些电文，还特别注明“请粟张注意”，约束之严，堪称少见。

　　为什么会这样？在此前的战争中，虽然已经攻取了济南、沈阳等大城市，解放军更擅长的却是在大规模野战中歼敌。尤其是对“家底”不甚雄厚的三野来说，夺取上海这样的城市，难度确实不小，粟裕曾这样描述汤恩伯集团，“那是一大坨，而且还包不死”，面对这样一场战役，无论统帅部还是前方将领，反复筹谋并不意外。

　　攻取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

　　但中央军委的立意，却不止于军事上的谋划。或许，更能代表此时中共中央决策大方向的，便是毛泽东的那句“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解放”二字，在共产党人心中，从来既是“打碎一个旧世界”更是“创造一个新世界”。上海解放后，新华社的社论中说，“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大上海的解放，这乃是二十世纪中叶震动全世界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事件”，足见上海在共产党人心中的分量。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则早已指明，“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接收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当时共产党人还缺乏经验。于是，打上海“不仅要军事进城，还要政治进城”，就成中央军委和三野关注焦点。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今后解决100多万国民党军队，“无非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但他同时指出，“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1949年4月，粟裕曾对三野兵团和军以上干部申明：“对上海采取完整接收，宁可让敌逃窜”。晚年他也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这样回忆，“如果把上海打烂了，对全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就太大了”。这才是上海之战这篇大文章谋篇时，中央军委和前线将领紧紧扣住的“题眼”。

　　诸般筹划，“准备”二字反复提及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此时中央军委在指示电中格外关心和平进入上海的可能性，电文中指出，“不得不进入上海”的条件，是国民党军撤逃得太快，上海陷入无政府状态，而且，中央军委提醒三野，“你们的准备主要应放在这点上”。如果国民党军既不撤逃又不做顽强抵抗，三野就应做足接收接管准备，必须把占领上海的时间拖长至“半个月或二十天或一个月”，“只要汤恩伯不走，就应如此”。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直到发布作战命令，三野提出的作战主旨仍是“求得和平解决上海”；为什么在选择攻取上海的路线时，明知在军事上代价最大，中央军委和三野却把目光都投向远离市区，但有国民党重兵据守的吴淞和高桥，三野又为何在进入市区前，便严令不得使用重炮。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在同一时段的电文中，对于解放各大城市时出现的正反事例，中央军委的指示电为何在字里行间是这么动感情：1948年12月，中央军委致电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表扬陈云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甚好”；1949年12月21日，中央军委又通令全军表扬东北野战军第一四三师在攻占北平石景山工矿区时纪律良好；渡江胜利之后，中央军委严厉批评三野第三十五军擅入司徒雷登住宅：“必须立刻引起注意，否则可能会出大乱子”，而对于三野拟定的《入城守则》，毛泽东则罕见地批了四个“很好”。同时，就在电文往还之间，从解放区抽调的各路南下大队，正在集训待命，上海内外的接管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展开……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准备”二字，在当时的电文中被反复提及，在进攻上海之前，华东支前委员会调集了市民生活必需的1.44亿斤粮食、700万斤食油，还竭力抢通津浦、京沪铁路，确保燃煤运输。5月18日，三野向总前委请示总攻时间的电文中，询问的却是“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毛泽东也在同时询问，进入上海准备已到何种程度？只有在得到了总前委的肯定答复后，中央军委才复电同意进入上海市区……这一切，都因为上海此战太特殊。

　　所有这些构想、安排、筹划，都将在攻取上海这一战中受到检验，而时间则正在不回头地走向5月，走向上海之战启幕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