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现在我很难过，很想哭，想要写信，钢笔里面的墨水没有了，可是怎样也装不进来，抽进来的墨水一压又随着压出去了。华起来就到图书馆去了，我本来也可以去，我留在家里想写一点什么，但哪里写得下去，因为我听不到你那登登上楼的声音了……”这是1936年7月26日，萧红在日本东京写下的给萧军的信。彼时，萧军人在上海，二萧两地分隔，这封信从东京漂洋过海而来，信封上写着“黄河清转刘军”。

　　黄河清即黄源，萧军好友，当时在上海担任《文学》《译文》《译文丛书》等杂志编辑，刘军是萧军的另一个笔名。从1936年7月18日坐船去东京开始，到1937年回国又至北京，萧红给萧军写了42封信。今天（4月25日）下午，这其中两封信的手稿由萧军长孙萧大忠捐赠给上海图书馆，同时包括萧军《晚晴集》前言的手稿。萧大忠说，之所以将这批珍贵手稿捐赠给上图，一方面是因为上图在国内公藏机构中具有良好的收藏研究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上海对于二萧来说意义特殊。自1934年来到上海，萧军萧红受鲁迅先生提携，二人文学之路的起步成名均在上海。因此，他特意选择了一封萧红自东京寄至上海的信件手稿，也称得上是这封信相隔半个多世纪的重新“回归”。

　　“这里所辑存注释的几十封书简，大部分是萧红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由日本东京寄回来的；也有几封是她回国后，又去北京，由北京寄到上海的。我为她寄去日本的信件，由于当时国内和日本的政治环境正是十分恶劣，不宜于保存在身边，一旦被日本‘刑事’搜出，而发现她的左翼作家身份，这会增加无限的麻烦。当她去日本之前我就告诉她，信读过以后，马上就焚毁或消灭掉，不要留下任何痕迹，因此，我给她的信就一封也没遗留下来。至于如今留下的几封，这全是后来她从北京带回来的。关于这批书简还能够存留到今天，居然还能够和读者们见面，这只能说是一个偶然的‘奇迹’！若按一般规律来说，它早就该尸骨无存了。”关于这批信件，萧军曾在1981年初版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中记述其来由。

　　萧大忠介绍，这批信件保存至今历经坎坷，1938年，二萧分手，萧红在火车上遗落了这包信件，萧军曾托人带回，但未带到，后来又回到萧军手中，被萧军先后带到延安、东北和北京。经过历次风波，1980年夏天，萧军偶然在楼道柜子里的废纸堆中发现了这批信件，念及与萧红患难的6年感慨万千，整理并为它们作了注释，这就是后来出版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

　　萧红早逝，加之创作年代的特殊，存世手稿十分稀有。除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存有一小辑诗稿手稿外，几乎再无流传。萧大忠说，面对如此珍贵的手稿，自己的父辈也已耄耋之年，一直希望为它们找到一个妥善保存的归宿。“这批信件，其中3封曾经拍卖，所得款项用于资助二萧故旧聂绀弩等的文化出版及相关文化研究事业。”萧大忠说，虽然那三封信的成交价超过百万元，此后也不断有拍行上门索取，但商业目的非他们家族所愿。此前，萧大忠已代表家族，将部分信件分别捐赠给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机构，上海图书馆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受赠单位。

　　萧红致萧军的这些信件谈的大多是家庭琐事，也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正是在这些信件佐证的基础上，才有了许鞍华执导电影《黄金时代》的诞生。影片的上映，也让这批信件的关注度得以升温。片名《黄金时代》也源自萧红1936年11月19日从日本东京写给萧军的一封书信。信中，萧红说，“希望固然有，目的也固然有，但是都那么远和那么大。人尽靠着远的和大的来生活是不行的……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二萧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地位重要，与上海也有特别渊源。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都是在上海出版的，可以说，他们真正的文学人生是从上海开始的。”现当代文学专家、华东师大教授陈子善说，手稿之于文学现场、之于作家研究有特殊价值，萧红萧军手稿入藏上图，将推动相关研究开展。

　　名人手稿是上图特色馆藏之一，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目前藏有名人手稿8万余件，此次萧红萧军手稿入藏具有补白意义。上图馆长陈超介绍，正在建设中的上图东馆规划有563平方米名人手稿专题馆，未来将成为手稿展示、活动、阅览为一体的空间。今年底，上图年度大展主题也将聚焦名人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