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研究员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演讲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不仅仅是上海的话题，甚至也不仅仅是中国的话题，在国际上也是一个热门话题。

　　共产主义何以在中国兴起？一个最初仅有五十几名党员的政党，用了不到30年时间就变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进而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现在又发展成全球最大的执政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些问题就像巨大的谜团，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学者竞相探讨，由此累积起来的成果蔚为大观。有人甚至发现，国外关于中共的研究已独立成为一门学问，叫国际中共学。

　　与国际学术界相比，国内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更多。有的从阶级基础角度来探讨，认为上海成为中共的诞生地跟上海率先步入工业时代有关。因为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上海就成了资本集中地，不仅国内资本集中于此，各国在华资本也大多集中于此。与资本集中相对应，上海成为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庞大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以上海为早期活动的主要场域。另一种探讨也比较多，就是认为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共创建之地，是因为具备特殊的政治格局和城市管理。

　　从不同角度去探讨中共在上海创建的原因、讨论它的必然性，当然各有理据，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来认识这件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但相关视野还可以更开阔一些，这里仅从海派文化的角度来谈点看法。

　　不仅是一个万花筒，而且发展出独特的“精神气候”

　　近代以来，上海逐渐形成多元的文化格局：

　　人口与族群多元。1949年以前，上海大概居住了56个国家的侨民。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敢称没有本国侨民侨居上海。

　　教育多元。除了有公立的教育系统以外，还有私立教育系统等。不同类型的教育系统都能在上海存续发展。

　　语言多元。那时候，各国侨民不只会说本国的语言，许多侨民群体还办有报纸、期刊甚至广播电台，且使用本国语言；国内十八行省都有移民在上海，不同的方言在上海交汇。

　　报刊多元。有各种不同性质的报刊，政治的、商业的，还有各种小报。

　　服饰、饮食、建筑和娱乐方式都是多元的。比方说，徐汇几乎汇聚当时世界上所有流行的建筑风格、式样，跟外滩建筑群相比更像是“万国建筑博览会”。

　　晚清的时候，时人对上海的多元并存已有极深切的感受。爱狄·密勒在《冒险家的乐园》书中说：“上海真是一个万花筒，只要是人，这里无不应有尽有，而且还要进一步，这里有的不仅是各种各色的人，同时还有着各种各色的人所构成的各式各样的区域、商店、总会、客栈、咖啡馆和他们的特殊的风俗习惯、日用百货。”

　　这样一种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到上世纪20年代以后更展现出一种“世界主义”。作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文化大都市，当年的上海文化不仅对中国内地具有巨大的辐射力，而且对整个东亚地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编的一本叫《开卷有益》的书，从教科书编印和出版角度来分析当年上海跟东南亚的关系。其中提到，从上世纪初到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当地华文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大都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和开明书局编印。这些教科书由出版机构组织编好后，在香港印刷，然后运往东南亚。

　　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上海在文化上所处的位置，这里再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上海当年有一个以传播西学为己任的出版机构叫广学会。这个机构曾经非常骄傲地表示，戊戌变法是受其启发才施行的，因为当时光绪皇帝采购的129种图书中有89种由广学会出版。进一步查证可以发现，这129种图书全部都由包括广学会在内的上海出版机构出版。也就是说，上海是当年中国新知识、新思想、新学最主要的来源地。这些读物不仅普通读者在读，连皇帝和大臣也在读。

　　第二个例子，1908年光绪皇帝驾崩前让内务府购置39本书，其中有34本是在上海出版的，而且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就是商务印书馆。当上海出版物成为庙堂读物的时候，它的影响所及就不仅仅是一时一地，而是整个王朝的走向。

　　第三个例子，最早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文字记录现在可以查到的是1899年刊登在上海《万国公报》上的一篇文章，最早报道十月革命消息的也是上海媒体。近代以来，上海逐渐建立起覆盖全国乃至东亚地区的知识传播网络，成为近代中国的信息总汇和枢纽。

　　明清的时候，江南的中心城市在苏杭。因为文化发达，常常被称作人文渊薮。近代以来，上海迅速取代苏杭成为江南文化新的中心，全国各地的知识精英甚至是世界各地的知识精英开始向上海汇聚。因为上海有着适合各路精英生存、发展的独特“精神气候”。他们不仅可以在这里立足，而且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正是基于这种多元的城市文化格局，西方的新思潮、新学术、新文化最早在上海登陆，并借助上海的文化生产能力、文化组织能力、文化表达能力、文化融汇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这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红色文化壮大提供了坚实的土壤。

　　不仅建立发达的传媒网络，而且有思想更新的自觉

　　1921年到1933年的12年间，中共中央局一直设在上海。为什么早期的中共领导人如此看重上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上海拥有发达的传媒网络。这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身份、职业构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中共的早期党员几乎清一色是媒体人，特别强调宣传的重要性。

　　1920年8月，中共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先后参加党组织的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以及俞秀松、杨明斋、邵力子、沈雁冰、袁振英、林伯渠、沈泽民、李启汉、李中、施存统、周佛海几乎都具有编辑身份和报刊编辑经历。

　　中共成立之前，就非常自觉地开始建立自己的宣传载体和传播网络。1920年，《劳动界》创刊，并成立新青年社，负责党刊和相关书刊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同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开始改为上海共产党机关刊物，11月又秘密创办《共产党》月刊。中共成立后，又马上设立人民出版社，积极翻译出版共产党的经典读物，如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等。

　　所有这些努力表明，早期共产党人借助媒体来宣传介绍政治主张的意识是非常自觉的。但是，建立独立的宣传载体和网络，不仅需要资本、人才，而且需要环境和时间。单靠自己的力量来传播主义，来进行广泛而有效的革命动员，对于创建之初的中共来讲还是非常困难的，必须借助那些已经在思想舆论界广有市场和声势的书局、报刊。

　　当时，上海有许多非常有影响力的书局。其中，商务印书馆是早期共产党人最为看重的。这与商务在出版界执牛耳的地位有很大关系。英国的《泰晤士报》在1911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在中国思想更新的过程中，还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和商务印书馆相比。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创办，到1911年时已发展成为传播新知、新学、新思想最重要的一个出版机构。它强大的文化生产能力、组织能力、发行能力和辐射能力，正是创建初期的中共最需借助的力量。

　　在1920年至1921年中共创建前后这段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出版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20种。它们基本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第二类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其中也不乏经典，如《马克思经济学说》；第三类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新俄国的著作。

　　除了这些出版物之外，商务印书馆还有十大期刊，包括《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这些杂志或多或少都刊登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商务印书馆对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偏好，但它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出版机构，不同的观点、主张及不同类型的读物都愿意出版。举一个例子，商务印书馆请人主编一套名为“常识”的丛书，对方开了一个书单交给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张元济。张元济看后觉得，应该再加一本《布尔什维克主义》。事实上，张元济并不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但十月革命后大家都很关注布尔什维克主义，所以他认为必须要对这方面的讯息作一个系统介绍。

　　商务印书馆的这种包容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重要推动力。在不到4年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20多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同一时期里出版这类书籍最多的机构。

　　其实，这也并非偶然。中共在上海发展的最早一批党员，跟商务印书馆有着不同的渊源。比如，李汉俊就经常为沈雁冰(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写稿，而茅盾就是李达和李汉俊介绍入党的。

　　陈独秀和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就更密切了。陈独秀的第一本书《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就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五四运动后，商务印书馆马上聘请他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300元。陈独秀被捕入狱后，商务印书馆依然给他寄《东方杂志》，还经常刊登他的稿子。陈独秀不仅自己给商务印书馆撰稿，还经常为其推荐书稿。比如，瞿秋白撰写的《赤都心史》就是由陈独秀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当然，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场域，也是历经艰难的。譬如，法租界巡捕房就一直对中共行动实施监视。因此，早期共产党人要不断变换地方、掩饰身份，绝大多数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在这种形势下，商务印书馆就成了中共中央跟全国各地党组织联系的一个秘密据点和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核心是沈雁冰(茅盾)。

　　当时，商务印书馆在全国大中型城市都建有分支机构，销售网点达1000多个，甚至在美国旧金山、纽约都有经销点。沈雁冰(茅盾)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主编后，就利用这种身份跟全国的作者联系。全国各地党组织跟中央联系，首先找沈雁冰，再由其报告中央。这样秘密的联络，都是在非常隐蔽的情况下完成的。

　　不仅开放与包容，而且善于在既有文化中开出新局

　　中共的创建得益于上海的多元文化格局和发达的传媒网络，而多元文化格局和发达的传媒网络又与海派文化的开放、包容、开新三大特质密切相关。

　　布洛克说：“小小的橡子只有在遇到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时，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海派文化的三大特质以及由这三大特质造就的文化生态，为中共在上海创建提供的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适宜气候土壤条件。

　　首先，开放是海派文化的第一大特质，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个重要传统。

　　以前有人把上海的开放直接等同于开埠，其实不完全正确。早在开埠之前，上海就已局部开放，并不全然闭关自守。康熙年间和雍正年间都曾开放海禁，可以跟外国人做生意。当然，上海全方位开放是开埠以后的事情。但这种开放不能简单理解为外国人到上海租地建屋、贸易经商，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一整套体制，确保这种开放是可持续的。

　　开放，不但使上海快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口岸，而且使上海成为连接中西“两个世界”的枢纽之城。因为开放，上海率先建立全球性商贸网络和信息传播网络。借助这个网络，上海把世界带进中国、把中国带入世界。海派文化就是在全方位的开放过程中，汲取全国甚至全球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开放的格局，海派文化不可能有那么旺盛的生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其次，与开放相关，海派文化的第二大特质是包容。

　　开放与包容互为表里。因为开放，上海成为各国侨民的汇聚之地，他们带来的异质文化在这里竞争、发展、交融。因为包容，许多在其他地方不能存在的思想观念，可以在上海存在；许多在别的城市被排斥的思潮、艺术风格，可以在上海显露峥嵘；许多在其他环境里不能办成的文化事业，可以在上海办成；许多在别的地域无法生存的文化人，可以在上海立足、发展。这种多元的文化格局所造成的一种包容精神在其他城市是很罕见的。

　　因为文化来源的多样性，上海进一步发展文化的包容性。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正是基于这种巨大的包容性，也是中共能够在上海立足、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最后，海派文化的第三大特质是开新。这里不用“创新”而用“开新”，是因为开新的本义就是别开生面，即在中国文化的既有格局中开出另一种新局。

　　传统上，中国文化深受政治影响，海派文化则主要是靠市场发展起来的。要占领市场就得别开生面，在既有文化中开出新的东西。于是，海派文化常给人的印象是新的、灵活多样的。

　　开放、包容、开新互为表里，由此形成的多元文化格局以及在这种格局中建立起来的知识传播网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及中共在上海的创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空间。正是依托这个空间，上海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而且是中国革命和红色文化的一大源头。

　　(整理人：卓东东、康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