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嘉骊，1930年生，中国近代杰出新闻记者、出版家、政论家邹韬奋先生之女。1985年-1988年任上海韬奋纪念馆副馆长。

　　1944年7月，邹韬奋在上海医院过世。他临走前还在遗言里叮嘱：“小妹爱好文学，尤喜戏剧，曾屡劝勿再走清苦文字生涯之路，勿听，只得注意教育培养，倘有成就，聊为后继有人以自慰耳。”

　　选择了清苦文学路的“小妹”，长大后担任出版社的校对、副编审，1985年担任上海邹韬奋纪念馆副馆长。她回到了出生地，并用此后一生，真正做到了邹韬奋先生的“后继有人”。

　　85年过去了，邹嘉骊一直在找那张照片。

　　照片里的她，3岁，穿着浅色上衣和短裤，白袜黑鞋。留着小童短发的脑袋，一股劲往父亲邹韬奋先生的长衫里钻，自己的半张脸都陷入衣料里，紧紧抱住父亲大腿不撒手。像是在撒娇，又像是舍不得，好像是知道，眼前的这个男人，是自己可以依靠的，但他也会离开，因此要抓牢。

　　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邹韬奋全家五口在万宜坊54号家门口留下合影。全家合影里，邹嘉骊依旧保持抱住父亲的姿势，这张照片找得到。但是留住她用这个动作和父亲两个人的合影照，却一直没找到。

　　即便一生追随父亲的脚步，但如今想来，真正和父亲相处的时光，太短。

　　万宜坊里没有世外桃源

　　重庆南路205弄万宜坊54号，是邹韬奋先生1930年到1936年的居所。

　　坐落在当时法租界内的万宜坊，1923年由法商万国储蓄会集资启建，是一批有拉毛粉刷墙面的、三层砖混结构的新式里弄住宅。相比同时代的其他里弄，这里的生活条件和规划设施，更为优越和现代。弄堂内为汽车留出宽敞车道，此外弄内有单层汽车间16间，二层汽车间4间，还有救火设施等。与之相应的，是最早来到万宜坊的住户，多为一批经济实力相对宽裕的人家。包括高级职员、官员以及一些高级知识分子。

　　资料显示：万宜坊13号住过著名数学家胡敦复；38号住过著名文学家钱杏邨；41号的朱志尧，是著名实业家、求新造船厂老板；60号鲍咸昌，我国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71号方晃卫，无线电专家；72号顾翼东，著名化学家。1930年，来上海开展革命工作的丁玲、胡也频夫妇也住到了万宜坊。巧合的是，这对夫妻和邹韬奋、沈粹缜夫妇一样，在1930年添了孩子——6月，邹韬奋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邹嘉骊出生。11月，胡也频的儿子胡小频出生。

　　1931年1月8日，胡也频一家在万宜坊留下了他们唯一的一张合家欢。但几天后，沈从文来到万宜坊，告诉丁玲胡也频被捕的消息。1931年2月7日，胡也频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被害身亡。得知噩耗后，丁玲决定将只有4个月的孩子送回老家，她也离开上海，投身革命洪流。

　　住在当时租界内的万宜坊里，抬眼所见，是整洁的房屋与可爱的孩子，一切都是舒适温馨的，但是身处其中，却不能假装视若无睹外界的贫苦与黑暗。若不能了解这一点，大约就不能明白，看起来完全是斯文书生样子的邹韬奋先生，为何会不顾一切离开家人，尽瘁国事。
 

　　趴在地上哭的父亲，以笔为枪的父亲

　　邹韬奋先生在1926年10月，以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的身份接办了职教社的机关刊物——当时发行量为2800份的《生活》周刊。在他的主持下，《生活》周刊敢于批评时政，攻击黑暗势力，发行量高达4万份，最高时达15万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在周刊里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知是血是泪！”针对当局不抵抗的政策，邹韬奋接连发文怒斥：《宁死不屈的保护国权》《宁死不屈的抗日运动》《宁死不屈的准备应战》。

　　有铮铮铁骨的邹韬奋，也实在是个好家长，只要他回来，家里气氛就很温馨，他和沈粹缜说话，总是那么风趣和幽默，他喜欢看电影，还会学卓别林跳舞。一次邹嘉骊不开心，趴在地上哭，为了哄女儿，邹韬奋也一起趴在地上假装哭，直到邹嘉骊破涕为笑。

　　可是邹韬奋毕竟太忙了，很少在家，即便回来，也是躲进亭子间小书房，用文字宣传抗战，翻译《革命文豪高尔基》。时局不容许，也不能让他有机会做一个优哉游哉的父亲。

　　1933年7月，因名列国民党暗杀黑名单，邹韬奋被迫去欧美考察，至1935年8月回国。他先后于沪、港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并任上海和全国各界救国会执委。1936年7月，邹韬奋与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11月23日，邹韬奋与沈钧儒等7人被当局逮捕，史称“七君子事件”。
 

　　纪念馆里，一桌一椅都是原件

　　离开万宜坊时，邹嘉骊还太小了，对屋内的摆设和家里的情况，记忆不多。但她记得，母亲的辛劳。为了支持邹韬奋先生的工作，沈粹缜一人担负起所有的家务。邹韬奋将每月收入悉数交给沈粹缜，沈粹缜除了打理全家开支外，还要赡养邹韬奋的父亲，并资助邹韬奋的弟弟。

　　一次，邹嘉骊的二哥邹嘉骝调皮，摘了万宜坊阴沟里不知名的野果子吃，当晚大病，以致手脚都渐渐凉了。所幸有个邻居闻讯前来，用土方急忙喂孩子吃铁锈，到了黎明，邹嘉骝才慢慢苏醒。20世纪50年代，邹嘉骝在邹嘉骊的陪同下回到万宜坊，看见父亲的亭子间时，还能清楚回忆：“有一次我惹恼了妈妈，爸爸罚我拿小凳子坐在门口。”

　　童年的这段上海记忆，随着战事到来戛然而止。上海沦陷后，邹韬奋先生先转移去香港，后去武汉、重庆，再去香港、广东。沈粹缜也带着三个孩子跟随这条线路而去。但即便是带着孩子们离开上海，能干的“邹师母”沈粹缜还周到地将家里所有的家具都寄存南通妹妹家里。等到1956年上海开始筹建邹韬奋纪念馆时，沈粹缜得以将所有家具带回上海。因此至今，馆内除了补充两把椅子外，其余家具皆为原件。

　　几乎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后，邹嘉骊再次回到上海，回到父母身边，等待她的不是团聚的喜悦，而是父亲病重的事实。1944年7月，邹韬奋在上海医院过世。他临走前还在遗言里叮嘱：“小妹爱好文学，尤喜戏剧，曾屡劝勿再走清苦文字生涯之路，勿听，只得注意教育培养，倘有成就，聊为后继有人以自慰耳。”

　　选择了清苦文学路的“小妹”，长大后担任出版社的校对、副编审，1985年担任上海邹韬奋纪念馆副馆长。她回到了出生地，并用此后一生，真正做到了邹韬奋先生的“后继有人”。为了完成《韬奋全集》，她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康平路住处和万宜坊之间，历时十年，完成了14卷800万字的大工程，后又往返于康平路和位于长乐路的韬奋基金会之间，再花十年，完成了《韬奋年谱》三卷本，即《邹韬奋年谱长编》。

　　“小妹”已是接近九十岁的老人了，她至今还在编著《我的文字生涯》。几乎是在步入晚景的时候，邹嘉骊又再次走入童年，她在一次次寻访韬奋先生手稿的过程中，在书面字纸和别人的口述中，与那个年轻时代的父亲不断重逢。那是本应属于年幼的她与父亲共度的时光，那是父亲没有向她展示的人生另一面。

　　一如父亲当年趴在地板上安慰她一样，如今，邹韬奋依旧用另一种方式，陪伴着邹嘉骊的每一天。在她的客厅里、书桌上、书架上和手机里，邹韬奋无处不在，还像当年一样风趣，似乎随时会轻轻呼唤她“小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