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广大人民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胜利作出了重大的牺牲，胜利的成果理应归人民所有。然而，就在日本正式投降的前夕，8月11日，蒋介石接连下达三道命令，要求各地伪军“就驻点负责维持治安”; 要他的嫡系部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 从而达到其独占抗战胜利成果的目的。针对国民党企图，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是：坚决的保卫人民的胜利成果;巩固已有的阵地;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在不放松武装自己的条件下，力争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统一和建设新中国的目的。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明确指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篡夺的斗争，是一场很严酷的斗争。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水陆交通的枢纽，很自然的成为这场争夺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场。在改变上海举行武装起义计划以后，中央随即指示：“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 一切作持久打算”。 也就是说，停止武装起义并不是争夺上海的停止，而是长期的、持久的争夺战的开始。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及时的领导人民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且在斗争中迅速将各界群众组织起来，为深入进行爱国民主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的一系列指示
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中共上海党组织开展广泛发动群众、普遍建立工会、，发动群众性的反汉奸运动与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
图为1946年1月22日，万余名失业工人在上海社会局门前请愿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任命日伪时期上海市市长、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这是1945年8月20日的有关报道
中共上海党组织根据中央“发动清查汉奸斗争” 的指示，组织群众性的检举斗争。1946年1月，新新公司职工检举揭发该公司总经理李泽的汉奸罪状，遭到当局的阻挠和破坏。上海工人、学生、职员纷纷声援新新公司职工的正义行动，组织检举汉奸后援会，各进步报刊也接连载文抗议对揭发人的迫害，强烈要求惩办汉奸，迫使国民党当局逮捕李泽并判刑三年。
图为《检举汉奸李泽后援会成立宣言》
1945年8月，圣约翰大学开展惩办汉奸校长沈嗣良的斗争。图为该校约翰呼声社编印的揭露沈嗣良罪行的宣传品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警镇压要求和平民主的爱国师生的惨案，共产党员于再等4人身亡。上海党组织冲破当局的新闻封锁，在进步刊物上公布了事件真相。
图为1946年1月13日，以学生为主体的各界群众1万余人在玉佛寺公祭于再烈士，这就是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各界人民第1次大规模的联合行动，有力的配合了政协会议上我党和民主人士跟国民党的斗争。
宋庆龄送的挽联
参加公祭的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
1946年3月，上海党组织借庆祝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国际妇女节之机，有计划有组织的举行了一系列较大规模的、公开的纪念活动，并成立了有42个团体参加的全市性的妇女组织——上海妇女联合会。
图为3月8日上午，上海各界妇女约3万人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隆重举行联合纪念三八节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
1946年6月16日，上海一百余所大中学校5000余名学生在天蟾舞台举行尊师庆功联欢大会，在学委领导下，会议开成了反对内战的动员大会。
图为正在进入会场的学生
1946年5月1日，上海十余万工人分别在胶州公园和天蟾舞台等地集会游行，表达了上海工人要求和平民主的强烈愿望，也显示了上海工人阶级的紧密团结和强大威力。
1946年6月，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 选派代表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
图为部分请愿代表在车厢前的合影。左起：蒉延芳、胡子婴(秘书)、盛丕华、张炯伯、阎宝航、雷洁琼、包达三‘马叙伦。
6月23日，5万多职工、学生、教师及工商、文化界群众齐集北火车站广场，欢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
图为云集在北火车站广场的欢送队伍
1946年5月，根据“双十” 协定，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6月代表团在沪设立办事处，因当时对外用周恩来将军官邸的名义，故又称“周公馆”。
图为周公馆外景，今思南路73号
周公馆设立后，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李维汉、陆定一、乔冠华等中共代表团成员先后来沪开展工作。周恩来在这里举行过多次重要的记者招待会，会见过许多著名爱国人士，广泛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图为周恩来在周公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上海党组织积极开辟舆论宣传阵地，推动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开展。
图为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出版的部分进步报刊
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文化的摧残也愈益加重。大批报纸刊物先后遭到查封，《文萃》杂志的三名工作人员也惨遭杀害图为文萃社社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