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在普陀区“两湾一宅”的一片棚户区里，32岁的周明发现了一条有意思的弄堂。

　　四块地砖并排铺设，这就是弄堂的宽度。只容两人并行，令人感觉逼仄。就在弄堂口最显眼处，一个水泥楼梯占去了一半空间。周明站在楼梯边上，看到居民们排着队侧身进出弄堂——路太窄，要是互不谦让，谁都别想通过。

　　台阶上还开了两个洞口。他想凑近看时，一只手突然伸出来，吓了他一跳。周明这才发现，这只手拿着个白瓷盆，里面装满了热腾腾的白米饭。

　　原来，这户人家住房面积太小，人均不到4平方米。他们搭了阁楼，原先用木梯子上下，后觉不便，与邻居们商量后砌了这个楼梯。楼梯下这1平方米的空间可不能浪费，便干脆用作厨房。

　　15岁时才随父母定居上海的周明，赶紧拿出相机，拍下眼前所见。其后5年间，他骑着“永久”牌自行车，逛遍当时的上海中心城区，走访超过1000户人家，拍摄了上千张照片。这些照片被他束之高阁20年，直到最近才重新面世。

　　如今身为上海师范大学摄影专业教研室主任的周明，将这组影集命名为“上海蜗居”，而它也真实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上海人的居住情况。

　　时间与空间的特定切片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海城市建设开始腾飞，这些老照片成为这座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巨大变迁的珍贵缩影。直到2019年，它们仍在社交网络上被不断传播，热度不减。

　　因为，无论是否经历过那个年代，民生之利、民生之忧，总会成为公众视野的聚焦点。

　　平地起高楼

　　对着这张27年前的照片，周明只能回想起大概的拍摄位置，“照片是在潘家湾附近拍的”。

　　潘家湾是什么地方？上海地名志中有解：普陀区东部，苏州河与彭越浦之间，为沪西著名的“两湾一宅”棚户区之一。记者找去，却只见密集的高层住宅楼群和大片绿地。那里的棚户区已被改建成上海有名的大型商品房小区——中远两湾城。

　　住在中远两湾城的黄海在上世纪90年代恰巧也是该地居民。他看了记者向他展示的照片后说，这种把公共空间占为己用的情况“在当年太常见了”，“大家家里都挤，只能往外扩张，每个人都这样，邻居之间也不会说什么”。

　　黄海当年很瘦，弄堂再狭窄，他也有信心挤过去。真正让他担心的是消防安全问题。每年过年时，他都惴惴不安，生怕哪家走水。“那时候大年三十、年初四晚上，大家都要放鞭炮。万一着火了，消防车怎么开进来？”

　　所幸，“365”工程没过多久就上马了。1992年底，上海市第六次党代会召开，会上进一步明确，到二十世纪末，完成对全市365万平方米棚户、简屋、危房的改造任务。黄海接受了货币安置方案，暂时搬离潘家湾。中远两湾城开盘后，他未作犹豫就买房搬回。看着高楼、绿地、球场，黄海觉得曾经的家园既熟悉又陌生，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居住条件得到质的飞跃，“至少不用每年过年都提心吊胆了”。

　　从潘家湾向东步行不到两公里，记者找到了周明另一处拍摄地。他向记者介绍过照片拍摄的背景，“房子小，没地方放电风扇，夏天又闷又热，很多人晚上就睡在马路上”。上世纪90年代的夏夜，天目西路上没几辆车。住在火车站南广场棚户区的人们就在马路上架好躺椅，搬出桌子，三三两两地聊天，或是搓麻将、打牌；有些人干脆铺好凉席，沉沉睡去。

　　如今，没人有必要再睡在天目西路上。南广场是上海火车站周边最早开始动迁改造的地方。这里已被改造成不夜城商圈。夜里，车流不息，路边太平洋百货、环龙商场和长城假日酒店灯火通明。

　　从小住在北广场附近的郑途告诉记者，2000年前后，南广场的商圈就已初具规模，那时他还小，住在大统路、中华新路路口附近的小区，爷爷常带他穿过一片片棚户，到火车站的澡堂洗澡。

　　记者跟着郑途走到大统路、中兴路路口。在周明的照片里，那里曾是一片棚户区，中兴路也曾只有两车道宽。现在，中兴路已拓宽成双向八车道，老棚户不是已拆除待建，就是已经平地起高楼——酒店、写字楼与高档住宅楼林立。2009年，郑途出国读书。一年后回家的他，几乎没认出这片他从小长大的土地。

　　“采访式拍摄”

　　从1992年到1996年，周明在一个个陌生的弄堂间奔波，换了一台相机，骑坏了两辆自行车，穿烂了四双鞋。

　　每次拍摄前，他都会先与拍摄对象聊上半天，把他们家里情况摸清后，再有选择、有目的地拍摄。周明告诉记者，如果直接偷拍、抓拍，一来，有侵犯隐私权之嫌；二来，可能引发被摄者的抵触情绪，影响交流。

　　他把这种摄影方式称为“采访式拍摄”。聊开了以后，居民们不仅同意让他拍摄，更有人主动拉他回家，请他拍照。周明说，即使他告诉居民自己并非记者，对他们的现状无能为力，居民们仍然愿意告知家中情况。“有的人会说，‘别光拍他们家，我们家条件更差，来拍拍我们家’。有的人甚至一边蹲马桶，一边和我聊天，让我拍照”。

　　正因此，他可以按需求挑选拍摄对象。周明给自己定了规矩：只拍人均住房面积4平方米以下的家庭；只拍上海人。为了求证，他会要来住户的户口簿与房票簿；而住户为了证明自己居住环境不佳，也往往愿意提供。

　　许多家庭都让周明印象深刻。有一间狭窄的阁楼，一张单人床几乎挤满全部空间，床边打着地铺。一对新婚夫妻与男方的母亲合住于此。周明当时好奇地问男人，以后有了孩子该怎么办？男人反问，就现在这个情况，怎么要孩子？周明向记者感慨，他没好意思再追问——三个人谁睡床，谁睡地铺？

　　他还有一些摆拍的照片。用周明的话说，这是“尽可能地还原真实情况”。比如，一处弄堂里的住户家中都没有洗浴空间。大家便约定，天黑之前，男人们可以在弄堂里洗澡；夜里10时以后，女人们躲到弄堂最深处摸黑洗澡。周明便提出让女人穿着衣服摆拍。

　　还有些家庭，周明觉得特别有代表性，却没法拍。有户人家，家中连扇窗户都没有，三口人挤在一个两三平方米的单间内。房间太暗，又只有一盏3瓦的小灯。“我手里的器材根本没法拍，拍出来一团漆黑。”还有的房间实在太小，周明退到墙边也无法拍下室内全部场景。

　　本来，周明每冲洗出一张照片，都会在背面写下拍摄时间、地点、人物与故事。可惜，这些文字记录随照片一起，被一家杂志社的编辑弄丢了。底片还在，照片可以重新冲洗，但珍贵的文字记录就此遗失。他因此心灰意冷，将底片封存了多年。

　　2015年，他在外滩美术馆举行题为“90年代上海摄影的底蕴”的讲座时，展示了当年的部分照片，反响出人意料地热烈。有人想方设法联系上他，只为告诉周明，他在某张照片里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那是住在泰兴路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男主人是大学老师。一家六口人，蜗居在小阁楼里。”周明翻出那张照片，向记者介绍，“一开始他们不让我拍，觉得很丢脸，但我没有放弃。我觉得这家人家很有代表性——家庭条件不错，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收入都不错，就是住房有困难。”之后，周明又去拜访了两次，终于获得拍摄许可。

　　人们的热情让周明意识到，即使没有文字，这些照片依然存有价值。他翻找出其余底片，挑选并冲洗了约600张，集合成影集《上海蜗居》。

　　“冷静而客观”

　　周明从小在北方长大。1975年，他15岁时，随父母定居上海。刚到上海的他还操着一口带有北方口音的普通话，如今的他说起上海话，无异于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自我定位为“老资格的‘新上海人’”，“我比一般人更了解上海，同时，我也能以与上海人不同的视点来观察、记录上海”。

　　知名摄影师顾铮评价他的照片“冷静而客观”，周明深以为然。“我的视角与多数人不一样。但我只是提供了一个真实、自然的视角，让大家能以客观的心态回顾过去。”

　　刚到上海时，周明在外公家住了3年。周明的外公住在瑞金路上一处老石库门房子里，住惯北方大院的他很不习惯那里的居住环境——卫生间、厨房都是公用的，邻居们总是为一点点公共空间互相竞争。就算买得起空调，也无处安放。最热的那个夏天，周明搬出家中的躺椅，在弄堂里睡了整整一个月。这段经历在周明心中埋下了日后拍摄《上海蜗居》的种子。他说，真正住过这种老房子的人，大多不会留恋“阴暗、潮湿、憋屈”的居住环境。

　　“有的人看到《上海蜗居》特别激动，我的照片让他们怀念起那个年代。但这并非我的本意。”周明告诉记者，“他们只记得那些快乐的事情，比如那时亲近、和睦的邻里关系。”他觉得，人们只是因为空间局促而被迫在户外活动。周明直言，他拍的就是当时上海的“住房难”困境。

　　事实上，“住房难”几乎是那一代上海人的集体记忆。1985年，当时的建设部把住房困难户的标准统一定为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按此标准，1985年上海的住房困难户、无房户达46.94万户，占总户数的四分之一。

　　而“住房难”不仅仅限于居民居住面积的狭窄。他们所住地区的公共配套设施也成问题。以“两湾一宅”为例，它是当时上海内环线以内最大、最集中的棚户区，占地面积49.5公顷，居民万余户，企事业单位147家。整片区域居然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没有一条公交线路。有人形容，这里的住房是“鸽棚”，道路则是“肠梗阻”。

　　周明说，他当时拍完“两湾一宅”里楼梯下的厨房那张照片后，再往里走，发现路越来越窄。在一张照片中，半大的孩子站在堆积的杂物上，双手不用完全伸展就能摸到两侧房屋的屋檐。他找来皮卷尺测量，最窄处仅宽不到30厘米，稍胖一些的人已很难通行。

　　这样的环境自然难以奢求完备的排水系统。周明拍了不少居民家中进水的照片。而黄海对这样的情景也仍印象深刻，他告诉记者，每有下雨天，家中必然水漫金山，“我妈把一楼的所有家具都用木头垫高。既然水肯定要渗进来，只能想办法尽量减少损失”。

　　风景总有变化

　　相机的取景框，正是观察、记录上海的绝佳窗口。摄影师陆元敏在上世纪90年代拍摄过两部影集——《苏州河》和《上海人》。陆元敏同周明不一样，他的照片“只是他自己的日记”，视角更主观一些。但毫无疑问，他的照片“稀里糊涂起了纪实的作用”，保存了1990年至2000年各式各样上海人的生活常态。

　　姚建良则喜欢聚焦浦东的变迁。从1994年东方明珠电视塔落成起，他每年都会登塔，在同一位置、同一方向拍摄陆家嘴的全景。第一张照片里，陆家嘴除了东方明珠几乎没有一处高耸的建筑，满眼尽是低矮的房屋和青褐色顶棚；2015年，陆家嘴金融城基本建成，棚户区早已不见踪影。

　　除了本地摄影师，上世纪的上海还吸引了一批外国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英国摄影师阿德里安·布拉德肖来到上海，用镜头对准街头的普通人。他觉得，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衣着、发型等，都能反映时代的特征。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他明显感受到，上海和上海人都开始进入剧变的时代。

　　周明的拍摄正巧赶在上海“住房难”问题的尾声阶段。当时，旧区改造如火如荼。一些照片中，墙上刷有大大的“拆”字；在另一些照片中，危房、棚户、简屋被还原成砖头、木板与石块、瓦片。工人们挥舞着大锤，远处，是一栋栋新建的高楼。

　　他敏锐意识到，上海人很快就会摆脱居住困境，“所以，1996年后我暂停拍摄，准备寻找新的主题”。的确，上海城市更新已进入攻坚期。这座城市正在探索，努力走出一条风貌保护、城市更新、旧区改造、大居建设和住房保障有机结合、统筹推进的新路。

　　周明很快找到新的方向——都市景观摄影。他就此告别街头摄影，希望能用更宏大、更直观的拍摄主题表达上海这个“超级城市”。从2000年起，他在十年间先后拍摄了3部影集，将其命名为“都市三部曲”。“上海的城市变迁太快了，每年面貌都不一样。”周明感慨道，“以前，我拍当下的生活，等时间流逝，10年、20年后，它们自然成了展示过去的老照片，成为过去的时空切片。而现在的城市景观变化快，照片已经不再需要那么久的时间沉淀了。”

　　有时候，他会从家中窗户向外远眺，而窗外的风景总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