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15日，寰球中国学生会欢送赴法留学生合影

　　题记

　　上海，一座有着红色基因的城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光辉的历史早已载入史册。然而，在这颗辉映华夏大地的红星冉冉升起的前夜，那一抹晨曦中初露的曙光同样令人难忘。

　　1919年至1920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夜，积弱多病的中国掀起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师夷长技以制夷”“睁眼看世界”成为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一批批满怀救国理想的有志青年从上海横渡重洋,远赴法国追求新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曾亲临上海，先后四次在黄浦江畔送别赴法学子。

　　今年是赴法勤工俭学一百周年，为重温这段难忘的历史，虹口区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打开尘封的案卷，考证每一个细节，历史的脉动告诉我们，今天虹口的北外滩，汇山码头和杨树浦码头的所在地，正是当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海上启航地。

　　大上海汇集追求真理的星星之火

　　1919年至1920年，在中国掀起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逾20批超过1600名有志青年与知识分子为追求新知先后奔赴法国。说起来，这项运动主要始于旅法老同盟会会员李石曾、吴稚晖、吴玉章等。出生于晚清官宦世家的李石曾，1901年随清政府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留学。1911年，李石曾回国参与同盟会的革命工作，并于1912年2月与吴稚晖、吴玉章等在北京发起创立了留法俭学会，其宗旨为“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先留学泰西为要图”，其主张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不谋而合。1915年，李石曾又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了勤工俭学会，主张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1916年，华法教育会在巴黎成立，并在中国各地设立分会，成立各类留法预备学校。至1919年，北京、保定、上海、成都等地相继设有留法预备学校20余所。

　　当时，除华法教育会之外，全国各地一些独立的社团组织也致力于推动勤工俭学运动。由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于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成立的新民学会便是这场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推动和加快了赴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建立，并组织了大量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至1920年，新民学会会员74人中，赴法勤工俭学者达19人，赴法的湘籍青年则多达300余人。

　　上海之所以成为赴法勤工俭学青年们的海路出发地，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分不开。开埠后的上海华洋杂处，得风气之先，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广阔胸怀吸引了众多渴求新知识新生活的青年在此学习和生活，成为了西方先进知识和思想在中国登陆和传播的第一站。同时，濒江临海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码头众多、航运发达的有利条件。

　　最初，中国学子赴法勤工俭学都是从北京乘火车由陆路出发，途经奉天（今沈阳）、长春、哈尔滨、伊尔库次克、莫斯科、华沙等，最后抵达巴黎。十月革命后，俄国境内遭重兵封锁，陆路赴法由此中断，赴法勤工俭学改由海路出发，通江达海、航运发达的上海便成了赴法青年学子们的首选之地。一时间，全国各地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在出发前都集中到了上海。

　　大上海汇集着追求真理的星星之火。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怀揣追求真理、振兴中华的梦想，从黄浦江畔远渡重洋，踏上了上下求索之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一批批赴法勤工俭学生中的中共党员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中有：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向警予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要职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徐特立、蔡畅、许德珩等，都是当时从海上出发的赴法勤工俭学生。正是这场轰轰烈烈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孕育了一大批优秀的领导者，为中国共产党储备了一大批中坚力量，也为近代中国造就了一大批科学文化事业的栋梁之材。

　　北外滩拉响海路赴法第一声汽笛

　　北外滩，位于今虹口区南部滨江区域，西至外白渡桥，东达秦皇岛路，岸线全长约2.5公里。19世纪中叶以来，北外滩地区得开埠之先，借航运之利，成为了中西方文明交汇的重要门户。汇山码头位于今北外滩港运大厦附近，杨树浦码头位于今秦皇岛路南侧。

　　近代海派文化的核心就是中西文化的交融。汇集了杨树浦码头、汇山码头、华顺码头、公平路码头、高阳路码头和扬子江码头等众多码头的虹口北外滩，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码头，尤其是其中的汇山码头，更是见证了大批中外文化名人的行迹。诚如上海社科院国际所所长王健在《汇山码头：中西文化交流的大码头》一文中指出的“除了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第一批共89名学生，其中湖南青年43人，包括林蔚、欧阳钦等在内，据分析就是1919年3月17日乘坐日本的因幡丸轮从汇山码头驶离上海外，鲁迅、郭沫若都曾从这里登船东渡日本求学”。

　　汇山码头始建于1872年，最初属英商麦边洋行所有。1903年，麦边洋行在长江航运竞争中亏本，遂将码头和货栈卖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1913年，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对码头进行了历时4年的重建，汇山码头由此成为当时设施一流的钢筋混凝土码头，主要停靠该公司经营的上海、长崎班轮及其他世界航班。汇山码头为中国青年学子海路赴法勤工俭学的首航地，有大量史料为证。

　　1、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由海路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的“因幡丸”在汇山码头起航。1919年3月15日《字林西报》报道，赴法学生将于3月17日上午9时30分，乘坐“因幡丸”（InabaMaru）邮轮至英格兰，然后转船赴巴黎。1919年3月17日《字林西报》第14版的航班信息提及，“因幡丸”将于3月17日（周一）上午11点从上海出发。上午10点，驳船将从海关码头（Customs Jetty）出发，把乘客及行李运送到“因幡丸”上。海关码头位于三马路（今汉口路）附近，当时也称作税关码头（Customs Jetty）,是上海最早的客轮码头之一，地处外滩，属现黄浦区境内。

　　1919年3月18日《字林西报》第12版的轮船出发信息表显示，“因幡丸”已于3月17日出发，目的地为伦敦。而前一天的《字林西报》的轮船到港信息显示，这班“因幡丸”由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派遣，3月15日到沪，停泊于“BVII”。而“BVII”为“Buoy VII”的缩写，即“7号浮筒”。1928年浚浦总局制作的《上海港口图》显示，7号浮筒位于靠近汇山码头的黄浦江江面上。资料显示，当时的汇山码头岸线长850英尺（约259米），前沿水深23英尺（约7米），足以停靠大吨位的国际邮轮，主要运营上海至长崎班轮及世界航班，兼具客运和货运功能，且当时的日本邮轮均停靠于自己公司的码头。《字林西报》中其他有关“因幡丸”的信息也足以佐证这一观点。1919年1月29日《字林西报》第12版的轮船到港信息显示，“因幡丸”已于1月29日到达上海，停靠于“WSW”，而“WSW”正是汇山码头（WaySide Wharf）的英文缩写。

　　2、1919年3月31日，第二批由海路赴法学生所乘的“贺茂丸”由汇山码头起航。1919年3月29日《申报》记载：“……又有第二批学生定于三月三十一日乘贺茂丸放洋……”1919年3月17日《字林西报》记载，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贺茂丸”（KamoMaru）将于3月31日上午8点，从上海出发。3月30日晚上5点，驳船将会从海关码头出发，将乘客及行李运至“贺茂丸”轮上。1919年3月31日《字林西报》刊登了“贺茂丸”到港信息。1919年4月1日《字林西报》第12版刊登的轮船出发信息表显示，“贺茂丸”已于3月31日离沪。上述信息虽末指明3月31日“贺茂丸”停靠于哪个码头，但通过查阅相关资料，1911年4月19日、4月21日的《宗方小太郎日记》，1917年5月22日的《字林西报》，1923年5月14日及1928年2月7日的《申报》均显示，1911年至1928年期间，“贺茂丸”一直都停靠于汇山码头。诸多资料足以佐证，1919年3月31日，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的“贺茂丸”是从汇山码头起航赴伦敦，然后转船至法国巴黎的。

　　3、1920年5月9日，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的“阿尔芒勃西号”从杨树浦码头起航。赵世炎在《航海中之赴法学生消息》中记载：“华法教育会第十二次赴法学生已经于五月九日由上海乘法国Armand Behic号船起程航海。”1920年5月5日《字林西报》第16版上的航班信息显示，法国邮轮公司的“阿尔芒勃西号”（Armand Behic）将于5月8日起航。该公司的驳船“黄浦号”将于当天上午10点从公司码头（Company’s Jetty）出发，将乘客及行李送上“阿尔芒勃西号”。而1920年5月10日《字林西报》第20版的轮船到港信息和起航信息则显示，“阿尔芒勃西号”5月8日到港，5月9日起航，目的地为马赛。由此可见，“阿尔芒勃西号”实际到港日期为5月8日，起航日期延后一天至5月9日。萧三、赵世炎等人于5月9日当天从公司码头乘驳船登上“阿尔芒勃西号”。同时，1920年5月10日《字林西报》第20版的轮船到港信息显示，“阿尔芒勃西号”停泊于BX,即第10浮筒。根据1928年浚浦总局制作的《上海港口图》，10号浮筒位于杨树浦码头前的黄浦江江面。1914年，大阪商船会社买下杨树浦码头，主要用于停靠欧美、日本及南洋的航班。赵世炎的《航海中之赴法学生消息》中关于人们在“上海杨树浦送行”的说法也为“阿尔芒勃西号”从杨树浦码头起航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除上述三批之外，从虹口北外滩赴法勤工俭学的还有1919年4月14日从汇山码头出发的日本“伊豫丸”轮，1919年10月31日从杨树浦码头出发的法国“宝勒加号”轮。

　　1919—1920年的两年间，停泊在汇山码头、杨树浦码头、黄浦码头，以及通过外滩的摆渡船到达长江吴淞口的20余艘邮轮，鸣笛起锚，驶向法国。现有的诸多历史资料均可佐证，地处北外滩的汇山码头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海上首航地。

　　毛泽东亲临上海四次为赴法学生送行

　　正如前文所述，新民学会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新民学会的发起者和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对该运动非常重视，曾亲临上海四次为赴法学生送行。

　　第一次送别为1919年3月15日和17日。1919年3月15日《申报》记载，当天下午3点，寰球中国学生会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举办赴法留学生欢送会。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1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上海参加环（寰）球中国学生会召开的赴法留学生欢送会。”有关资料显示，寰球中国学生会为成立于1905年的独立社会团体组织，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主要负责“招待留学生出洋及介绍留学生应聘等事”。《毛泽东年谱》又记载，毛泽东“十七日，送别湖南青年赴法。”由于这是第一批通过海路赴法的留学生，勤工俭学会、寰球中国学生会和新民学会都非常重视，不仅举办了隆重的欢送会，更组织专人送别。1919年3月17日《字林西报》记载，赴法学生乘坐驳船登上“因幡丸”。故3月17日毛泽东是与学生们同乘驳船至停泊于汇山码头前的“因幡丸”为学生送别的。

　　第二次送别为1919年3月29日、31日。1919年3月29日《申报》记载：“……又有第二批学生定于三月三十一日乘贺茂丸放洋，今日午后三时寰球中国学生会及法国驻沪总领事在法工部局大厅合开送别会。”《毛泽东年谱》记载：“二十九日，参加又一批赴法留学生欢送会。”同时又记载：“三十一日送别。”当时的《字林西报》显示，赴法学生于3月30日晚上就乘驳船登上了“贺茂丸”，所以，毛泽东是在3月31日乘驳船至汇山码头的“贺茂丸”为赴法学生送行的。

　　第三次送别为1919年12月中旬。1919年12月25日，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坐法轮“盎特莱蓬”号，从上海赴法留学。这批学生中有新民学会的重要成员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葛健豪等人。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2月中旬从武汉绕道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蔡母（葛健豪）等送行，由于蔡和森等启程时间推迟，不能久待，即离上海去北京。”因此可以看出，第三次送别，毛泽东未赴码头送行。

　　第四次送别为1920年5月8日、5月9日。1920年5月9日，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坐“阿尔芒勃西号”赴法留学。1920年5月5日，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海，为即将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萧三等送行，赵世炎等同船赴法。据《毛泽东年谱》记载：“5月8日和新民学会会员彭璜、李思安等，为欢送即将赴法的陈赞周等六位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开送别会。”而对于启程当天的送别，《毛泽东年谱》中只说“道别于黄浦江岸”。肖子暲在《我们一路怎么样到的法兰西》中回忆道，当日“坐小轮来送行的，仍坐小轮回黄浦滩去，两个船相背而驰，两方的人，挥巾挥帽。”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是从公司码头乘驳船至停泊于杨树浦码头前的“阿尔芒勃西号”，送别萧三和陈赞周等人的。

　　毛泽东亲临上海四次为赴法学子送行；北外滩，见证了伟人在黄浦江畔播下火种。这些青年学子中的优秀分子在法学习新知，淬炼思想，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少人成为了日后中国共产党乃至新中国的奠基人。

　　结语

　　从100年前的“睁眼看世界”到今天的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流淌着红色基因的大上海，始终屹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从100年前拉响海路赴法勤工俭学第一声汽笛，到今天的打造金融航运双重承载区，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北外滩，正向着更高的目标更美好的未来阔步迈进。

　　虹口区是“海派文化的发祥地，先进文化的策源地，文化名人的集聚地”。今天，我们梳理历史，还原细节，纪念10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除了证实北外滩是当年海路赴法勤工俭学的首航地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传承和发展好海派文化的开放、创新、包容的品格，把北外滩打造成为上海的一张新名片、上海的一个新“城市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