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图：由于是之等主演的《茶馆》剧照

　　为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20周年，2月23日至3月5日，北京人艺在首都剧场再度公演话剧《茶馆》。从1958年首演至今，该剧创造了超过700场的演出纪录，每一次公演都引发观众热捧，直到今天，尽管网上购票已经如此方便，仍然有观众早起排队，络绎不绝，几近一公里。

　　《茶馆》的每一次舞台亮相都成为文化热点。人们不禁要问，《茶馆》为什么这么火？它又给了我们哪些艺术启示？——编者

　　老舍编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茶馆》是一部久演不衰的话剧。时至今日，看《茶馆》不再是一次普通的观剧经验或文化消费，它更像是一种仪式——向大师、向艺术、向经典致敬；它也像是一种标识——标志着一种超脱的文化选择和艺术格调；它更像是一种狂欢——参与、见证、释放某种群体性心理体验。

　　《茶馆》为什么这么火？它又给了我们哪些艺术启示？笔者就此问题请教濮存昕、任鸣、谢玺璋等人，他们的回答大体一致：经典之作、深刻内涵、表演魅力、老观众的怀旧之情、新观众的追星之举，诸多因素，让《茶馆》成为当下的文化热点。

　　《茶馆》是真正配得上“经典”之谓的话剧，也是新中国产生的了不起的杰作。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任鸣说，“老能演，老有人看，几代人常演不衰的才是经典，时间是检验经典的唯一标准，导演要活在作品里，作品要活在时间里。”濮存昕说，“《茶馆》之所以拿得住观众，就在于它的戏剧内涵之中饱含着敬天爱人、悲天悯人的情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的剧院负责人于是之总是忧心两个问题：一是剧院怎么样才能像个剧院，二是戏剧怎么演才能上座。《茶馆》受到观众欢迎，证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我们一直延续着北京人艺的艺术传统。我们真对了吗？要时时躬身自问，要谦虚谨慎，不断进取，不能自以为是。兜里有钱、心中无礼的人的通病就是自以为是。”

　　今天的《茶馆》是如此成功，然而，《茶馆》的诞生和培育，却经历了不寻常的过程。

　　在第一幕的开场，焦菊隐安排一个卖福音书的角色前来，他的走动带动一股气息，使全场形成一种韵律，一个画卷，北京街头叫卖的声响穿插进来，整场演出犹如一首雄浑的“交响诗”

　　1949年末从美国回到故乡北京的老舍先生，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北京城的崭新变化，内心激动，写出了《我热爱新北京》一文，他说“北京解放了，人的心和人的眼一齐见到光明。”“我爱北京，我更爱今天的北京——她是多么清洁、明亮、美丽！”他写的讴歌新社会的戏剧，除了《龙须沟》之外，还有《方珍珠》（1950）、《春华秋实》（1953）、《西望长安》（1956）、《红大院》（1959）、《全家福》（1959）等等，然而在艺术水准上都无法与《茶馆》同日而语。老舍对新生活、新环境不够熟悉，表达冲动盖过了艺术思维的沉实、缜密与从容。

　　《茶馆》创作于1956年，它的前身是一部歌颂民主选举人大代表的话剧《一家代表》（一说叫《秦氏三兄弟》）。曹禺看到剧本后，认为整体结构比较松散，但是却有一个“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如此众多的人物，活龙活现，勾画出戊戌政变后中国的整体形象。焦菊隐和曹禺一起在老舍家中长谈，统一了修改意见，三个月之后，《茶馆》初稿告成。1957年7月，巴金主编的大型文学双月刊《收获》在上海创刊，刊发了老舍的三幕话剧剧本《茶馆》。此后，它被翻译成英、法、日、西班牙等多国文字，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
 

　　《茶馆》之所以是经典，首先是因为老舍以超凡的文学才华创造了一流的文学剧本。《茶馆》透过一个北京大茶馆的历史变迁和掌柜王利发的命运，以及穿梭于茶馆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折射出时代的动荡和旧社会的黑暗。茶馆不仅是一个环境，而且是一个象征，正如老舍自己所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茶馆》结构严谨，各种事件接踵而至，却有条不紊；它把时代变迁的宏大主题映现于个体命运和生命意识中；它不无夸张地勾勒世人表情丰富的嘴脸，却又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在败落的历史氛围中，普通人所面临的凶险和欲哭无泪的悲惨。

　　提到《茶馆》，不能不谈到它的总导演焦菊隐。若是没有他的艺术能量，这部戏不可能如此完美地呈现在舞台上。从二度创作出发，焦菊隐帮助老舍整理剧本，根据舞台的动作节奏，对台词进行前后顺序的调整，认真挖掘台词背后的动作性和人物的心理特征，力求使每个人物都形象鲜明，气韵生动。

　　在第一幕的开场，焦菊隐增加了20多个茶客，着意渲染大茶馆在繁盛期纷繁、撩乱、熙熙攘攘的场面。上场人物众多，焦菊隐安排一个卖福音书的角色前来，他的走动带动一股气息，使全场形成一种韵律，一个画卷，北京街头叫卖的声响穿插进来，整场演出犹如一首雄浑的“交响诗”。这些诗化了的场面、音响和节奏，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精神中得到启示，巧妙化用过来的。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片生活”，而是经过高度典型化、高度美化的“戏剧”。

　　若是没有于是之等一批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也不会创造出中国话剧史上这样的舞台艺术奇迹。《茶馆》中的所有人物，特别是王利发（于是之扮演）、常四爷（郑榕扮演）、秦二爷（蓝天野扮演）、庞太监（童超扮演）、松二爷（黄宗洛扮演）等，他们的一笑一颦，举手投足，都并非生活中的自然形态，而是经过加工提炼的，是表现力更强、更有韵味、更具美感的艺术创造。整台戏演员们的表演彼此默契、出神入化，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创造了话剧表演的美学境界。

　　《茶馆》中的戏剧性不是靠着外部冲突取胜，而是靠着传神的语言、生活的细节、典型的场面来加以彰显。剧中，一帮人为了张宅的鸽子飞到了李宅，李宅扣住不还，竟然要闹出一场争端，见此情景，卖挖耳勺儿的老人说：“八十二了，没人管！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一句话构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意象对比，同时也暗示了清朝贵族们无聊奢靡的消费生活。刚刚发生了老态龙钟的太监要买一个十五六岁的乡下丫头做老婆的事件，紧接着一个茶客就打了个拉长音的哈欠，这个哈欠打得十分惬意和舒服。这是多么冷漠的世态啊，实在是令人悲哀，这样的世道焉有不变的道理？

　　1999年林兆华导演以全新的演员阵容重排《茶馆》，黄宗江看了新一代演员演的《茶馆》，只说了两个字：“不易”。老一辈评论家王育生的评价是：“拿下来了”

　　1980年9月至11月，《茶馆》应邀赴德国、法国、瑞士三国进行访问演出，全程50天，访问了15个城市，共演出25场，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1983年9月至10月，《茶馆》赴日本东京、大阪、京都、广岛演出23场。1986年4月到6月，《茶馆》到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巡演。然而，岁月催人老，1992年《茶馆》的老演员们不得不进行告别演出，如何延续《茶馆》的艺术生命，一直是北京人艺特别关注的实践命题。1999年林兆华导演以全新的演员阵容：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何冰、冯远征等人重排《茶馆》，在舞台布景上大胆追求写意化处理，茶馆的房屋是倾斜的，象征着旧时代的必然崩塌。然而演出后却是众口难调，毁誉参半。据濮存昕回忆，黄宗江看了新一代演员演的《茶馆》，只说了两个字：“不易”。老一辈评论家王育生的评价是：“拿下来了”。

　　2002年6月，《茶馆》恢复了焦菊隐导演的旧版本。2005年8月到12月，《茶馆》赴美国演出，在华盛顿、休斯顿、洛杉矶、纽约五座城市演出15场。常四爷的扮演者郑榕说，“不怕演不好，就是别糟蹋，演不好可以慢慢来，糟蹋了就毁了”。新一代演员演出的《茶馆》不负众望，走向成功。濮存昕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代《茶馆》的演员所演出的场次，已经接近前辈艺术家演出的总量了，我们现在也有了一定的艺术自信和舞台经验。《茶馆》对于演员来讲就是戏保人啊，演员在角色中生活，体验，将文学化的一音一词，都注入了情感，融入了体温，在台上一出口，瞬间灵性乍现，自然而然地奔涌出来。梁冠华演的王掌柜、杨立新演的秦二爷、冯远征演的松二爷、吴刚演的唐铁嘴、岳秀清演的小丁宝等等，都已找对感觉了，逐渐进入境界了。演员演戏，观众是凭着直觉被带入剧情，在剧场里，我们一直是在与观众共同创造。”

　　当然，《茶馆》演出市场的火热，也与现代传媒的发达和影视剧的影响有关。老观众进剧场，是带着怀旧的心理，《茶馆》里的故事和人物他们已经熟悉，但是仍然有期待，有回味，这就是舞台艺术的魅力所在。青年观众没看过《茶馆》，充满好奇，追求一种新鲜感和追星的乐趣。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播出后，饰演“达康书记”的人艺演员吴刚火了，后来《茶馆》演出时，剧场大厅里摆满了粉丝送给吴刚的鲜花。电视里的狄仁杰是梁冠华演的，金太郎是王雷演的，贾志国是杨立新演的，家庭暴力男是冯远征演的，青年观众想要近距离看到真身，也被卷入了追捧《茶馆》的观众人群。不演电视剧，演员的社会影响力受限，但老演电视剧演员当众表演的能力又下降。这是个矛盾，需要拿捏好分寸并探索出解决途径。

　　谈到《茶馆》不竭的艺术生命力，以及观众对它的推崇，北京人艺负责戏剧宣传的孟姗姗说，“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茶馆》一票难求，充分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在戏剧欣赏方面，观众从演什么看什么的‘不挑食’阶段，已经过渡到了追求物有所值，追求品质、品位的阶段了。”这一方面显示了《茶馆》的独特而持续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也促使广大戏剧工作者要不断努力，创造出更多“思想精神、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戏剧。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