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记录》中有关《译文》销量的内页。
近日,一批沉睡的生活书店资料由上海韬奋纪念馆整理面世,第一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原汁原味呈现了早期生活书店内部的管理运营机制,成为研究近代文化史、社会史及出版史的第一手重要史料。
呈现从未披露历史细节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是上海韬奋纪念馆首次公布的保存相对完整的生活书店珍稀文献资料,呈现了生活书店的创办、发展及管理细节。生活书店会议记录计划分三册影印出版,第一册的时间划分为1933年至1937年,自生活书店在沪创立后第一次社员大会召开起,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生活书店总店迁至汉口止。这批档案信息量巨大,自成体系,且保存相对完整,对研究者弥足珍贵。泛黄的纸页上留存着韬奋、徐伯昕、张仲实、毕云程等生活书店管理者的签名,章程的制定、制度的修改、人员的安排、店务的处理等处处体现了“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的生活出版合作社经营管理原则。
在专家看来,这批韬奋纪念馆馆藏史料“重见天日”,其优点和特点在于公开影印,未经任何修饰、遮蔽。“《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的出版,用原始资料证实了当年生活书店创建和运营的情况,同时关于备受关注的鲁迅和生活书店的关系,也有了还原事实真相的有力佐证。”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陈挥提出,尤其是生活书店员工集体怠工事件、生活书店临时委员会的工作等过去从未披露的历史细节,都在原始材料中得到呈现。
《译文》停刊由发行和市场造成
鲁迅曾支持生活书店创办《文学》《太白》《译文》《世界文库》等四本刊物,并主编《译文》。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说,过去谈到生活书店和鲁迅的关系,主要着眼于人事矛盾。会议记录的出版清晰揭示了《译文》停刊原因是发行和市场造成的。作为中国出版业的先行者,生活书店在传播文化和维持良好经营中如何生存发展,在管理、文化传播、追求理想等诸多层面,出版先贤的实践经验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生活书店相对当时上海的其他主要出版社、出版机构来说,在经营管理方面是非常独特的,后来更被视为中国进步出版事业的代表,奥妙何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周武提出,《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呈现了早期生活书店内部的管理运营机制,就其史料价值而言,一是“正史之讹”,如鲁迅与生活书店的关系,邹韬奋“流亡”及其经费来源等,借助这部会议记录可以得到厘清;二是“纠史之偏”,由此重新认识生活书店理事会和人事委员会其他人的作用;三是“补史之阙”,譬如临时委员会,以前关于生活书店的论述几乎不曾提及,从这部会议记录可以看出该委员会在生活书店早期史中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