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习近平

　　历史为什么选择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近日策划举办了“近代上海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系列专题讲座，从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不同视角，深度解读上海多元文化演变的过程，剖析上海城市品格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今天，来听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的讲座《城市、空间与中共建党》了解一下！

　　上海的开埠与现代化

　　从城市空间角度来分析，上海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建立提供了哪些条件？这里面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上海于1843年11月17号开埠。“开埠”是上海史上经常用的一个词，换成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开放。然后就开始了上海的近代城市化进程。

　　三个租界为革命提供了“缝隙”

　 　1843年的时候，英国人住在豫园城隍庙边上的姚家弄。当时23万上海人对他们都很好奇，他们不吃大米饭，讲的话也是听不懂，罗圈腿、眼睛也跟我们长得 不一样。房屋的主人很有商业意识，他想，既然大家都对英国人这么好奇，那我就收门票，你们愿意来看英国人的话就买门票进来，有点像动物园一样。

　　英国的领事受不了了，1845年他们搬到了芦苇丛生的外滩，建立了英租界。

　　1848年，美国领事也去找道台，要了虹口的一块地，建立了美国租界。又过了一年，法国人在上海的护城河，就是城墙北面到洋泾浜，一个狭长的地方建立了法租界。于是，上海的三个租界就这么建立了。

　　我们今天对租界的评价，简单地说是双重影响：它既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有不良的负面影响，同时客观上也有益处。譬如说对中国革命而言，它提供了一块游离于中国政府管辖之外的一块地方，我们称之为“缝隙”作用。

　 　举例而言，近代革命者邹容，1902年经上海到日本留学，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1903年4月回到上海，加入爱国学社，撰写成《革命军》一书。在书中 他对清政府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影响很大，因此清政府要追捕他。还好他当时躲在租界里面。最后起诉到了会审公廨，会审公廨认为他有点诽谤罪，因此判罚款并判 刑两年。如果当时他被抓到北京去的话，那将被凌迟处死。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租借的存在，在某种情况下起到了保护革命者的作用。

邹容

　　上海城市在近代发生了巨变。比如说外滩，原来就是一块芦苇丛生的农地，今天已是上海的一张名片。

　　上海曾有两个地名：南市和北市。北市已经没有人提起了，南市说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过去有个南市区，是以老县城作为主体。

　　南市这个地名的由来是因为它的北面崛起了一个租界，租界叫做北市，所以相应地有了南市。1845年租界建立以后，城市的中心就从老县城豫园城隍庙慢慢地转移到了外滩英租界。1899年之后，租界依托黄浦江慢慢向西发展，逐渐推进到了徐家汇。

　　一枝独秀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上是中国近代最繁华的都市，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可谓一枝独秀。

　 　上图是当时的霞飞路（今淮海路）的街景，无论是招牌还是街上的人都是非常全球化；右上图是上海土山湾画馆里面的上海男人，脑袋后面留着辫子却在画油画。 土山湾的画馆是西洋画第一次登陆上海、登陆中国，然后开始普及的。这样的现代化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当时在外国势力掌控下的上海，迅速由一座江南县城 一跃而成为中国的经济之都。

　　随着近代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的建筑也日益变化。比较有里程碑意义的如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上海的 老城墙被拆掉建成了环城的马路，洋泾浜也填掉了，以英王爱德华七世之名爱多亚为路名，后来改名为延安东路。同时，大家通过行走可以看到上海一些比较有特色 的建筑。例如长宁区少年宫，是上海少有的欧洲城堡建筑；巴洛克风格的中华邮政总会，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巨鹿路上的原市委招待所也是美轮美奂。

　　左图为原市委招待所，右图为中华邮政总会

　 　随着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不断地扩展，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候，上海的城区面积比1843年扩张了10倍。人口也随之大幅增加，从原来的23万人， 发展到了200多万人。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公园、电影院等新型公共空间应运而生。不断涌入的移民，以及包括新社会群体在内的城市居民共同创造、分享这些 开放性的都市新景观。百货公司、影戏院、小家庭以及新创的社会阶级专用名词等等，均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一种更宽广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面向。然而，在 亮光闪闪的现代生活中，却有阴暗的另一面，贫富分化，社会混乱。

　　“华人与狗不准入内”

　　上海这座城市曾同时容纳了50多个国家的侨民，最多时有15万外国人在上海生活。爱因斯坦、卓别林、萧伯纳、杜威等也都到上海访问过，浦江饭店、和平饭店北楼也住过很多名人。租界对上海具有双重影响。比如说，殖民者对中国人的歧视。

　 　外滩公园（即现在的陈毅广场），英租界建立的时候还没有这块地，后来黄浦江和苏州河边慢慢堆积出了这么一块滩涂，于是英国总领事便和中国道台商量共同建 造一个公园。1868年8月8日，外滩公园开放，定名为Public Park，中文为“公家公园”。上海的第一个公园就这么诞生了。

　外滩公园音乐亭

　 　最初试营业的时候，中国人也可以进入公园，但是有些华人不守公德。于是有些外侨就非常不满，到工部局去抗议，甚至有人买了个很大的铁椅子要求放到公家花 园去，他说每次想在公园里找个座位，可是都有中国人躺在那里，所以要设置一个自己专属的椅子。最后工部局决定，中国人不得入内。

　　1916年公家花园设置的英文园规中写道——

　 　本公园是供当地外籍居留者休息的场所。犬与自行车不准入内。华人不准入内，但外籍居留者的仆从除外。印度人不准入内，着高贵服装与礼服者除外。日本人不 准入内，着西服者除外。第三、第四、第五条中，华人、印度人和日本人都不得入内，这是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日本人的和服是奇装异服，所以日本人 也不能进去，但是穿西装可以进去；中国人当中只有为殖民者服务的仆从可以进去。

　　当年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先生一看到这个规定，就和颜惠庆跑到工部局抗议。所以后来工部局稍作改变，发了少量的通行证给有身份的华人。这个规定一直到1927年6月以后才被废除。

　　新阶级应运而生

　　伴随城市化与工业化，上海人口快速增长。到1920年，上海人口已达229万。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天津的人口为77万，尚不足上海的一半。

　　城市是阶级社会的权力熔炉，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导致近代上海的社会结构出现分化，新的城市社会阶级则逐渐崛起。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无产阶级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发展壮大，这使得上海拥有中国工人阶级最庞大的一支队伍。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以上海工人罢工活动为标志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也是中共建党的阶级基础。

五四运动时罢工的场景

　　上海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上海的工业分为三种：一个是外资企业；一个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最初又称为洋务企业，譬如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制造总局就是国有的洋务企业；第三种是民营企业。

　　说起民营企业，不妨以无锡荣家为例。荣家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的父亲是个小商人，在兄弟俩14岁时，父亲将他们送到上海学做生意。虽然做学徒生活很苦且没有收入，但父亲认为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码头，在那里学的经验对将来发展一定是非常有益处的。

　　荣氏兄弟学徒结束后就开始投资建厂，他们眼光敏锐地选中了面粉业和纺织业，先后建立了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振新、申新纺织公司等企业，号称“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

左图为荣德生，右图为荣宗敬

　　1849年法国天主教会创设了徐汇公学，这是教会创办的第一所中等学校，现名徐汇中学。

　　据统计，1910年代的上海有500多所新式中小学。上海的新式教育得到快速发展，随之产生了一批知识阶层，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成为上海的又一大群体。

徐汇中学崇思楼，建于1918年

　 　文化繁荣与自由的上海成为新型文化人的向往之地。出生绍兴的邵力子在20岁中举后，放弃考进士的念头，来到上海求西学；赴日留学后，再返上海主持《民国 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3月，在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因内讧而失望的施存统，与俞秀松来到上海。他俩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 的陈炯明。但在《星期评论》与上海知识分子交流后，决定“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施氏成为了星期评论社的辅助人员。

　　随着以上海工人 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阶级斗争亦表现得愈加公开化，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基本上都有留 学经历。之所以要强调他们的留学身份，因为他们很多人在国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譬如说李汉俊、陈望道等。

    出版印刷业繁荣兴起

　　上海建党的文化起源就是思想、主义和新文化。

　　上海是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中心，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上海近代的印刷工业非常发达，当时福州路上聚集了近代中国三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上海一直是近代的印刷中心。

　 　1920年8月，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又新印刷所（复兴中路221弄12号）印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共1000册。版本封面上印着 马克思半身水红色坐像，被称作“红头本”。因为书名错印成《共党产宣言》，9月又再版重印1000册，把书名改正过来，第二版封面上的马克思像变成蓝色， 因此也称为“蓝头本”。

　　近代上海的出版物大约占我国的80%。举个例子，1937年淞沪抗战失败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说，我们其 他的东西都可以不撤，但是机器和教材一定要运到大后方去。为什么？他已经预想到几百万人到了西南，要办学校。重庆没有印刷厂，教材哪里来？所以他既要开印 刷厂，又要把教科书都运过去。西南联大等100所高校能够在西南开学，与商务印书馆有直接的关系，上海的出版行业在当时所起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福州路是大家都熟悉的文化街，有300多家出版公司和书店，有数十种报刊杂志，有的到现在都还在。

　 　1920年，北京是北洋政府统治的政治中心，没有上海租界这样的缝隙，革命者时常被北洋军阀政府直接抓走。因此大量的文化人，比如鲁迅，不断地来往于北 京与上海之间，甚至最后十年就做上海人了，所以他曾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零 至二二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相形之下，上海却日益成为一个新文化的集聚中心。通过回顾上海的大环境，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个城市来说，它提供了各个方面的建党的可能。总之，1921年的上海城市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