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共领导下，爆发于北伐战争期间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包含了大量巴黎公社元素。随着三次武装起义的渐次展开，中共将巴黎公社作为发动武装起义并夺取政权的“理想国”和参照物。无论是武装起义前的政治动员，民主政权的酝酿筹建还是日后的纪念回顾，都可以看到巴黎公社的影响。上海市民政府的创设，是大革命时期中共争夺革命领导权进而构建巴黎公社式政权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日后中共独立领导土地革命并正式开启苏维埃运动的一次预演。
[关键词]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巴黎公社；国民革命的苏维埃；上海市民政府
20世纪20年代，上海与巴黎发生了跨越时空的联系，促成这种联系的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纽带是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然而，这种关联性长期以来较少受到关注。揭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的巴黎公社元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三次武装起义的内在逻辑、策略演进和历史价值。
一、国民革命的独特性及国共两党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争夺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后，上海工商学各界于1927年3月22日举行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上海市民政府，这是中共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在政权设计上体现了巴黎公社的若干原则。然而，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受《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俄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在上海谈判后签订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声明：“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52页。】的制约，中共尚未将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公开的革命目标。那么，具有准苏维埃性质的上海市民政府为何会产生？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而这种争夺又源于国民革命的独特性。
纵览世界各国民主革命史，中国的国民革命堪称独特。这种独特性既体现在国民革命的对象和目标上，也体现在国民革命的领导力量和参与方式上。这一独特革命模式的形成，既与孙中山在领导和发动辛亥革命等多次革命运动均未取得理想结局后，完善自己的革命理念和斗争方略，主动师法俄国革命有直接关系；亦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与合作分不开。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这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使然。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打倒列强，除军阀”是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最能动员民众参与革命的政治口号。彼时，国民党被公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页】，是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虽然开始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但都还很弱小。如此，为抗衡和推翻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势力，适应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需要，国民党需要联合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工农阶级；而共产党仅仅依靠所属阶级的力量也难以实现其反帝反封建的阶段性历史使命，因此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组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也就成了国共两党的明智选择。
惟其如此，尽管国共两党的政治理念、运作模式及其所代表阶级大有不同，但还是在形式上和行动上实现了暂时的联合。这种联合并未消弭两党本质上的隔阂。随着大革命的风云变幻，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政治分化也就成为一个可以预见的潜在风险。实际上，随着革命高潮的兴起和北伐战争的推进，胜利进军的凯歌不仅难以掩盖联合战线内部的裂隙，反而在各路势力的此消彼长中，日益暴露出国共两党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的矛盾。
1925年1月，中共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党的四大认识到，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是和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相互联系的，是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历史上说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在政治上是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此，对于这场民族革命运动，“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指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要得到彻底的胜利，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219页。】，但对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途径还缺乏深刻认识。五卅运动把中国革命推向高潮，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在运动中都有比较充分的表现，在此过程中，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这种争夺并非纸上谈兵，很快成为一种公开较量。从五卅运动开始，“无产阶级开始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权而斗争”，“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看见这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将走得太远，客观上危害了他们的阶级利益，于是他们也开始用全力使民族解放运动移转到他们的指挥之下”【《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页。】。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国共进入“争夺领导权的第二阶段”，中共的斗争策略是“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178页。】。
这一时期，中共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争夺，既是中共自身逐渐成长后的内在要求，也与共产国际的外在影响有直接关系。1926年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全会根据斯大林在会上作的《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着重指出帝国主义已采取分化革命阵营的新策略，大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脱离革命，中国革命的前途很可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中国革命现时阶段中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合，并且在这一联合之中，无产阶级是统率的动力”【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29页。】，无产阶级应竭力争取革命的领导权。1927年1月底，该决议案传到中国，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传达和讨论。
随着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渐次展开，国共两党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日益激烈。中共在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及筹建新政权的过程中，巧妙吸纳了巴黎公社的元素。
二、以巴黎公社为愿景对武装起义进行政治动员
北伐的胜利进军，推动了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五卅运动后暂时处于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起来。在北伐开始后就密切关注战事的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顺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依托上海工人纠察队和自卫团等工人阶级力量，于1926年秋至1927年春，连续组织和发动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
（一）立志“创造一个上海的巴黎公社”，发动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24日凌晨仓促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种种原因，很快遭到失败。11月初，北伐军相继攻克南昌、九江等地，不仅直接打击了盘踞东南五省的直系军阀孙传芳，而且使得北伐胜利的形势更加明朗。据此，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开始了第二次暴动前的策划工作。11月6日上午，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上海暴动有关事宜，会议决议指出：“这次运动要以我们处主动地位，不要太投机，工人爆发，民党抵孙，资产阶级参加，先总同盟罢工一来，各群众马上起来讲演开会，准备创造一个上海的巴黎公社。”【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追根溯源，起义的策划者之所以提出要“准备创造一个上海的巴黎公社”，与中共的性质及其对巴黎公社的认知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在本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这一观点被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奉者及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普遍接受。如此，巴黎公社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光辉先驱。列宁在俄国革命中对巴黎公社的赞扬与新型苏维埃政权的实践，尤其是十月革命胜利的巨大影响，使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经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孕育而植入了巴黎公社的政治记忆。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在建党之初就奋力传播巴黎公社历史故事，将巴黎公社塑造成中国革命的榜样。“大革命伊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各种纪念活动，适时将原先处于秘密或半公开状态下对巴黎公社的传播推至一个公开的政治广场，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凝聚了对巴黎公社的集体认同感。”【束锦：《中国共产党对巴黎公社的认知与传播（1920—1927）》，《学海》2015年第6期。】另一方面，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没有将工人充分组织起来而失败，给策划者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因此，加强暴动前的政治动员就成为改进起义策划工作的关键一环。第二次武装起义中，罢工工人一度奋起反击反动军警，夺取武器，但由于计划遭泄露，加之兵临上海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拒绝对工人进行援助，导致这次起义又被军阀镇压下去。但是，由于组织和宣传工作的加强，这次响应上海总工会总同盟罢工命令的工人多达36万人，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政治觉悟都得到显著提升。
（二）以刊文纪念巴黎公社为契机，对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进行政治动员
第二次武装起义刚刚失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立即联合成立了组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后文简称为特委会），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了起义的政治、军事、组织和宣传工作。革命理念凝聚革命力量，革命力量催生革命行动。特委会十分注重暴动前的政治宣传工作，以召开群众集会，刊载时政要闻，散发传单、小报（《平民日报》《快报》《上总通讯》《每日通讯》等），张贴公告、标语、画报等多种方式，将政治宣传大纲及时传达到街头巷尾，对上海的工人组织、各界团体和广大市民进行宣传发动。
其中，对举行暴动的意义、性质、目的等事项进行比较系统阐述的，当属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1927年3月18日，《向导》周报刊载了纪念巴黎公社56周年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盟》一文。该文较为详实地叙述了巴黎公社革命的起因、经过和教训，并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巴黎公社的意义。一是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文章指出，“巴黎公盟是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是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之模型。无产阶级第一次从事实上表现出，他是能够独立做政治斗争，能够领导其他民众进行革命，能够夺取政权并能够建设新的国家。”俄国无产阶级首先利用这些教训，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建设了新的国家形式——苏维埃政权。二是联系1926年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制造的北京“三一八”惨案，指出纪念“三一八”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双重意义。文章认为，“我们每个无产者，每个革命党人，到三月十八日，都应该深切纪念这一悲壮失败的革命，记取他的教训并继续他的事业。尤其今年在中国纪念巴黎公盟更加一层的意义。”三是对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现实启示。文章指出，“上海无产阶级所处地位有几点与巴黎无产阶级所处地位正相仿佛。外兵占驻上海正如普鲁士围攻巴黎，而军阀武力亦不让法国资产阶级的军队，尤其上海无产阶级在人数方面在政治觉悟方面并不远逊于巴黎无产阶级。这几日上海无产阶级已准备好武装暴动参加政权斗争了，此时巴黎公盟的教训自然对于上海无产阶级有现实的意义。我们切不可轻轻纪念巴黎公盟像往年别处那样纪念，我们更应该利用巴黎公盟的教训，以为我们目前行动的殷鉴。”【《向导》第192期，1927年3月18日。】如此，这篇政论既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了巴黎公社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创性意义，又以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并建设苏维埃政权为例，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基本原理，最后联系上海工运的现实，激起工人阶级及革命群众开展武装暴动的信心和勇气。
以纪念巴黎公社为契机，对即将开展的武装起义进行政治动员，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参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共产党人对此记忆深刻。1929年3月15日，中共上海各区委书记召开联席会议，主题是回顾和纪念上海三次暴动。与会者认为，要将纪念活动作为党的政治宣传载体，通过对三次暴动的经过、意义与教训的广泛宣传，引起广大市民群众对过去三次暴动的深刻回忆，从而加强党在工人运动中的政治影响。李富春在发言中指出：“沪东早有讨论，拟出画报将三暴纪念与巴黎公社纪念联合起来做”，“在一周内提出三暴问题，在支部会议中来报告讨论，在谈话中来谈三暴，由三暴讨论到巴黎公社问题”。最后，上海区委讨论决定：“纪念暴动与纪念巴黎公社共同来纪念，从十七号做起。”【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81页。】可见，无论是起义策划阶段还是日后的总结反思，中共上海区委都自觉地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与巴黎公社联系了起来。事实上，这种联系已经不限于武装起义前的政治动员，在革命政权的制度设计中亦有充分体现。
三、在武装起义中共产党人对新型政权的构建展开探索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推翻盘踞在上海的军阀政权后，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新政权，各个阶级在这个新政权中占有什么地位和起到什么作用，是起义策划者们必须回应的现实问题。“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在每次起义都准备要建立一个与北洋军阀政府迥然不同的新政权。这对于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又是初次经历如此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浪潮，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和实践。”【周尚文、贺世友：《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前后构建新型政权的初步探索，是在与不同势力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过程中因势而谋的。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之时，正值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推进。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个人声望不断提高。蒋介石阵营已经开始加紧对抗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并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组织和革命群众痛下狠手，以其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在此期间也极大膨胀。中共对此已经开始察觉并在实际工作中展开了与国民党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激烈斗争，但由于当时尚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在策略上公开反对国民党不合时宜，也不能在城市暴动取得局部胜利后公开宣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苏维埃政权。于是，中共在这种两难的境况下展开了艰难的探索。
第一次武装起义时，陈独秀认为，上海的工人阶级武装力量比较弱，起义必须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因此，在起义筹备阶段的指导思想上，就存在不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而把资产阶级看作主要依靠力量，使工人阶级处于辅助地位的倾向。简言之，存在着过分信任和依赖资产阶级的倾向。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在第一次武装起义中，虽然中共上海区委提出了“上海市政由人民管理”、“推翻一切军阀政权，建立市民政权”等口号，但囿于认识上的局限以及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在具体的建政方案上，仍然是“与资产阶级联合组织上海市政府”，且“市政府中，我们只须有人参加，不必作重要的地位，我们的目的只在取得民众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以扩大我们宣传与组织，但能否争得这些，还是看我们在群众中有无势力”。【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1页。】
第一次起义失败后，起义的策划者们并未感到灰心丧气，而是认为“此种暴动，无论在俄国，也要经过数次经验，然后成功”【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5页。】，“我们承认这次并不是真正的暴动，也没有真正失败，但得到许多经验。同志要利用这个经验，准备第二次更积极而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动，取得相当的成功”【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61页。】。中共上海区委在策划第二次暴动的过程中，对国民革命的形势作出了更加明晰的判断，即“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右派反动势力的中心，我们在各地应即刻开始作反蒋的宣传”【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21页。】。但是，上海区委十分注意与蒋介石阵营的斗争策略，明确指出“只能在口头上宣传”，“文字上不能明提蒋介石名字，而只是依据以上事实用很巧妙的词句暗射反蒋”【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22页。】。与此同时，上海区委在同国民党驻沪代表钮永建和上海大资产阶级代表虞洽卿等人的反复谈判和斗争中，逐渐发现了其幕后活动、故意拖延和临阵脱逃等欺骗愚弄革命群众的卑劣行径，暴露了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国民革命中的动摇、妥协和软弱，甚至在关键时刻变节和背叛的可能性。
据此，上海区委从斗争的实际出发，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才是暴动的主要依靠力量，“要有一个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主要的总罢工，次要的武装继续”，“暴动中联合战线主要的为小资产阶级”【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15页。】。实际上，起义的策划者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逐渐摆脱了对国民党的依赖，主动担当起第二次暴动的领导责任。
在2月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的总同盟罢工令中，提出了“罢工响应北伐军”和“民众政权万岁”的口号，工人参与罢工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随后，中共上海区委在各类文告中明确提出建立“上海市临时革命政府”的构想。中共上海市执行委员会在告上海市民书中指出：“革命的上海市民更应和革命的国民政府军队结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的统治势力，建立民众政权的市政府，解放各界市民多年的苦痛，创造独立自由的新上海。”【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27页。】随文告提出的十二条“最低限度的共同政纲”，第一条就是“由上海市临时革命政府召集市民代表大会，成立正式上海市民政府，直辖于国民政府”【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28页。】。2月21日暴动当天，上海区委针对上海市民在罢工运动中表现出的惶恐，及时指出：“目前我们唯一的重大责任，在于指示上海的市民及工人阶级创造民主的革命的市政府，只有这个革命的政府实现，才能解决上海市民的一切压迫。这一个革命政府之实现，是要人民共同的血战出来的。”【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31页。】可见，通过由罢工转变的武装起义推翻军阀政权，进而建立一个民主的革命政权，已经成为当时起义指挥机关明晰的革命路线图。
按照之前的筹划，代表工商学兵自由职业者等各阶层利益的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在2月22日中午正式成立。虽然该委员会由于第二次起义的失败并未实际运作，但这个委员会却是后来上海革命政府的雏形，描绘出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各个阶级相联合的民主政权的蓝图。【从临时革命委员会的组成来看，11名委员中有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学联的代表，也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代表，其中5名委员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了优势，使这个政权具有了各个革命阶级联盟的民主革命政权性质。】
四、国民革命的苏维埃——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的性质
经过前两次起义的斗争实践，上海各派势力的真实面目进一步显露出来。特委会对起义取得胜利后建立何种政权有了新的认识，认为“能否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代表上海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权”，关系到武装起义的胜利成果落到哪个阶级手里，关系到武装起义的最终成败。为此，特委员在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积极筹备召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并就市民代表会议的选举与组成问题，与上海方面的国民党以及大资产阶级势力进行了激烈交锋。
2月22日，中共上海区委提出“消灭孙传芳，拒绝鲁军”之后，召集市民代表会议，并在此基础上组织上海市政府的具体构想，“各界市民现在应即分区（如闸北、南市、法租界、公共租界、杨树浦、小沙渡……）召集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代表参加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如此政权才算是真正建立在人民身上”【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35页。】。2月26日，特委会明确了“从各区域成立某某区或乡村市民代表大会，综合成为全上海市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方法。在关于总同盟罢工问题上，特委会认为，要为了“夺取武装”“开代表大会”而组织工人罢工，不要“为罢工而罢工”【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92页。】，从而把举行暴动的军事工作和召开市民代表会议的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同步推进推翻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两项任务。此后，特委会多次研究和讨论这一问题，并专门制定了关于市民代表会议的政治宣传大纲，对召开市民代表会议的重要意义和组织方法作了广泛、反复的宣传。
3月3日，特委会军委会负责人周恩来在起义前的军事委员会议上，总结了前两次起义的教训，对即将举行的第三次起义作出了部署：“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两个明确的打算或想法：第一，召开代表会议；第二，进行武装起义及夺取政权的斗争。党已基本上明确地认识到：这两种打算必须通过起义、通过武装自己来同时实现。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政治志向，当然就谈不上什么起义；没有起义，也就谈不上代表会议的胜利。”【《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95—96页。】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还特别强调，要“使群众清楚认识召开代表会议这个政治口号”【《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97页。】。周恩来实际上阐明了特委会在策划起义过程中不应该犹豫不决，而要有明确的目标并且坚决进行暴力夺权，在此过程中，“就要召开代表会议，而决不是在起义后才召开”【《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96页。】。这对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宣传和动员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究其性质，特委会精心筹划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属于民意机关，设立民意机关并非特委会“心血来潮”，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共的民主观以及中共对苏维埃制度的认同。“自进入20世纪，建立民意机关已然成为中国人的政治常识，各党各派无出其右，分歧在于民意机关的名称与法律地位、民意代表名额的分配与产生方式等。”【闾小波：《文本、语境、思想：抗战时期毛泽东有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想之辨析》，《思想战线》2018年第3期。】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人民主权说是中共民主观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共建党以来积极践行的价值诉求。创设能够体现“人民主权”的民意机关是实现中共民主观的重要载体，然而，这样的载体不仅需要相应理念的引领，更需要现实力量的支撑。大革命时期，中共既没有创建属于自己的“枪杆子”，也没有开辟属于自己的“根据地”，因此缺乏可以化理念为制度的机会。
如前所述，列宁十分重视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在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推行了巴黎公社式的苏维埃政权（其基本形式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逐步为中共所认同。从语义上来看，苏维埃是俄文的音译，原意是代表会议或会议的意思。苏维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民意机关，有别于欧美国家的议会，其制度设计的要义是议行合一。在党的一大上，中共的第一个纲领宣示了中共是走苏俄道路的政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与“苏维埃管理制度”是党的基本纲领之一。然而，由于国民革命的诸多限制，中共一直没有机会将苏维埃制度付诸实践。从文本语境来看，正式将组织苏维埃提上议事日程，是1927年9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提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508页。】。从历史语境来看，较早的地方苏维埃政权，是1927年秋至1928年春，广东海陆丰和琼崖地区武装起义后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府和广州起义后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具有全国意义的苏维埃政权，则是1931年11月由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当然，大革命时期缺乏实践苏维埃制度的空间，并非意味着中共就放弃了对设立民意机关的诉求。1923年至1924年间中共对国民会议的号召和推动，就是一个例证。惟其如此，通过市民代表会议这一民意机关，实现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上海各界革命力量的联合，是中共对设立民意机关一以贯之的求索使然。
明确市民代表会议“国民革命的苏维埃”性质的，是3月12日上海区委召集的上海市临时代表会议党团会。“市民代表会议在上海为第一次，其意义为民众政权的实现”，“所谓市民代表会议，就是国民革命的苏维埃。而在上海这次的运动中，资产阶级却想实现他们资产阶级议会式的民主政权（但还不是英美式的纯粹资产阶级的，而是日本式的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40页。】基于这种认知，中共提出市民代表会议的基本原则是“按职业选举，不是按区域选举”，“立法与行政合一”，“代表与民众有直接的关系”。而国民党方面认为，市民代表会议是与国民党“以党治国”【国民革命时期“以党治国”政治模式的确立，与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有直接关系，这是孙中山从俄国革命中吸取的宝贵经验。关于“以党治国”，孙中山有自己的界定：“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诸君要辨别得很清楚。”参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2页。】的主张相冲突的。对此，中共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指出“以党治国只是这一个政党在会议中，由他的党团起作用，贯彻他的政治主张，而不是一种直接的命令式的关系”，“上海的市民代表会议与市党部的关系，只是一个党团作用，因为市党部不能强奸民意；而对于市政府则可以监督，以适合于以党治国的主张”。【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40—241页。】
鉴于国民党方面的诸多幕后活动和公开异见，特委会认识到：“在市民会议的运动中，我们必须要取得领导地位，因为这就是与资产阶级争的革命的领导权。现在上海的资产阶级已经懂得，已经积极起来参加，所以我们应当严重注意这个工作。”【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41页。】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就是中共要参加这个代表会议，并且使“工人多占代表的人数”。由此可见，起义策划者已经明确要和国民党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并且推动上海的工人阶级由此前的辅助角色向主体角色转变，这是斗争策略的重大调整。
诚如有的学者所言，“巴黎公社和上海武装起义都是因城市居民对占领他们城市的入侵者（普鲁士人和军阀）的憎恨而引发的。在这两个运动中工人是运动的先锋，旨在掌握地方社区事务中政治控制权”【参见[美]裴宜理：《近代反抗运动中的上海工人》，田国培译，载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实际上，上海的各派政治力量都十分关注市民代表会议和市民政府的组成和名额分配问题，围绕这一关涉“政治控制权”的重大问题，国共两党发生了争论。
在市民代表会议的人数方面，陈独秀曾提出，“代表人数，至少一千人，工人占一半”，“学生一百人，商人二百人，自由职业者一百人，工人与学生要注意妇女与青年”【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83页。】。赵世炎则表示：“各区域的市民代表会议，是职业的组合，政党的代表不要。全上海的市民代表大会，预计一千二百人，工人要八百，全市的政府才有政党的代表。”【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88页。】如此一来，工人代表就占了三分之二，在市民代表会议的组成上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为了保证党的领导，赵世炎还特别指出：“我们要参加政权，不是派个代表参加政府就完事了，必须要在政治思想上拿住群众。在政府中要力争民众的利益，在民众中要有不断的公开宣传C.P.的主张。”【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89页。】
然而，此前一直态度暧昧的国民党方面眼看中共主导下民主选举产生的市民代表会议和市民政府，将不是以他们而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时候，就开始以种种借口阻挠和反对市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在沪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直言不讳地指责中共召开“市民会议是表现造反”，“民选市政府为脱离国民政府”【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78页。】。钮永建表面上勉强同意民选政府，但认为“民选市政府近乎滑稽，但借此训练民众也好的”【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80页。】。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并不公开反对市民代表会议，但反对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市民代表会议，实则是想通过市民代表会议这个载体“实现他们资产阶级议会式的民主政权”。
与中共的主张相悖，国民党方面力主通过委任制由各党派及各界领袖组成临时政府，其实质是反对由民选产生市民政府。当察觉到已经无法公开阻止被激发的民意时，国民党及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又提出，要等到北伐军到上海之后再召开市民代表会议，民选的市民代表要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和批准；在选举上要按照区域选举，而不按照职业和单位选举等主张。其真实意图是通过让更多的上海滩达官贵人和各界名流当选代表，从而在市民代表会议和市民政府中为国民党和大资产阶级代言。
特委会之所以在准备武装起义的同时筹备召开上海市民代表大会，是为了达到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革命的市民政权的政治目标。作为中共上海区委书记和特委会主要成员的罗亦农对此作了精辟的阐释：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应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不与一切反动势力妥协的“国民革命的苏维埃”或者说是“上海革命民众的苏维埃”。这样性质的市民代表会议，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在这个联合中又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如此，在市民代表会议的基础上，到武装起义取得成功后就可以立即建立基于市民代表会议的革命政权。概言之，特委会的中心思想是“要上海的工人群众及所有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等等的民众直接夺取政权”，具体的实现途径则是“各种民众自动的联合起来以革命的民众力量自己制造法律，自己推出代表，组织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由这市民代表会议在革命爆发时产生出市民政府，这就是革命的民众政府”。【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26页。】
从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的组成和结构来看，“国民革命的苏维埃”名副其实，起义的策划者对于新政权的构想已经通过“苏维埃”这一载体透出了巴黎公社式政权的底色。要言之，中共在武装起义后建立何种政权的问题上，通过前期的斗争实践和策略调整，在与国民党和其他势力的较量中，彰显了自身的政治理念。
五、中共在上海市民政府政权设计中对巴黎公社的效法
中共上海区委为市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做了认真的筹备工作，制定并颁发了《上海市民代表会议之组织法及其职任拟案》，规定了市民代表会议的各项原则、机构组成、选举办法和代表职责等。在上海市总工会的推动下，上海市民公会于3月7日召开上海各民众团体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上海市临时代表会议组织法》。会后，根据《组织法》的规定，各公会和各民众团体陆续选出了市、区两级代表会议的代表。3月12日下午，以上海市民公会的名义，召开了上海第一次临时市民代表会议，为起义成功后建立上海市民政府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3月22日上午，在硝烟弥漫的枪炮声和欢呼胜利的口号声中，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到会代表多达4000余人，选举产生了由19人组成的上海市民政府，其中，罗亦农、汪寿华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共有10人。3月2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告上海市党部，承认上海市民代表会议为上海市民正式代表机关，承认由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市政府委员会。
规范性法律文件是现代政权运作的制度性基础，也是将当政者执政理念转化为现实政治生活的要件之一。3月26日，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上海特别市市民代表会议政府组织条例草案》，此后，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会制定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政纲草案》《上海特别市临时公约草案》等带有施政纲领性质的法律条令。以上这些法律文献都是在共产党人的主导下产生的，充分体现了中共的政治理念和革命理想。这些法律文献，不仅对当时上海人民的革命斗争起到了指导作用，而且对于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大城市的最初尝试，是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中所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三颗珍贵的萌芽”之一。【另外两颗珍贵的萌芽分别是：省港工人反帝爱国运动的最高议事机关——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农民运动中创建的农民代表大会。参见张希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从制度安排的理念来看，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和上海市民政府的政权架构与资产阶级政权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制度设计阶段，罗亦农就指出：“这个国民革命的苏维埃，应该有几个特点：1.应以职业为单位直接选举代表，不劳动的无职业的流氓，不能当选为代表。这一点与资产阶级有很大的冲突，他们因为看了工人人数之众多将来必难制胜，所以主张以区域为单位，以便无业流氓、土豪劣绅都可以参加政治。2.代表与民众应有直接关系，不像从前议会选举，与民众不发生什么关系。3.无立法与行政的划分。革命的民众应该是随时自己立法，自己执行。”【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27页。】以上三个特点都与巴黎公社所揭示的原则息息相关，足以说明共产党人主导设计的市民代表会议制度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
从最终的法律文本来看，《上海特别市市民代表会议政府组织条例草案》第一条即规定：“上海特别市以市民代表会议为全市最高权力机关，定名市民代表会议政府。”【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30页。】此外，该条例对市民政府的隶属、市民代表会议的分级与选举方式、选举资格、代表人数、任期、职权以及履职方式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该条例还专门增加了一段说明，对该条例的主要特点作了如下概括：一是各级代表会议的代表均由群众直接选出，而不采取复选制，这样，群众与代表关系密切，群众的意见得以充分表现。二是代表由各职业机关或团体中选出，而不由区域选出，如此，群众与代表在选举后仍有经常固定的关系，代表能够随时明了他所代表的群众意见，群众亦易于发见其代表溺职而随时开会议决撤回。三是限制反革命的选举权，这是革命的民权之保障。四是市政府委员会，只是市代表会议的执行委员会，这就是民众政权的集中表现，不把政权分为立法与行政两个对立的机关。执行委员会之权力不能超过代表会议，故代表会议之议决，执行委员会须绝对执行，执行委员会更无解散代表会议之权；执行委员会溺职时，则由原选举机关或团体撤回。该说明最后特别指出：“以上四个特点之根本精神，是改正三权分立及代议政治之恶弊。因此，本条例之‘市民会议’和三权分立及代议政治的‘市议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制度，讨论时必须注意！”【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33页。】实际上，该说明既是对条例的全面总结与高度概括，也是对未尽之处的必要补充，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对构建巴黎公社式新型政权的初步设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市、区两级代表会议的代表由群众直接选举产生”、“代表会议是最高权力机关”、“执行委员会或政府委员会都必须坚决执行代表会议的决议”、“实行议行合一的制度”、“代表与群众要建立经常的联系”、“群众发现代表不称职时可以随时开会撤回”、“保障人民群众的选举权”、“限制反革命分子的选举权”等制度设计及其所体现的精髓，正是对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效法。
这种制度安排显然超过了蒋介石集团能够承受的限度。蒋介石抵达上海后，就立即实行了一系列分化和阻挠上海市民政府运作的伎俩。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人主导下产生的上海市民政府，是中共建政理念的具体化，是与国民党政权不同类型的新型政权。
六、结语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但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对于如何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如何在革命斗争中掌握并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如何妥善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不仅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指导思想，更没有提出多少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战斗在武装起义第一线的上海党组织以及在工人运动中逐渐成熟起来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斗争中率先冲破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束缚，创造性地组织和领导上海各界力量召开了市民代表会议，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大城市革命政权。这既在北伐战争中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力，也为日后中共领导下的新型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然而，新政权毕竟诞生在波谲云诡的旧上海，一直被各种反动势力所敌视和刁难。市政府委员中的中共党员甚至遭到了恐吓乃至暗杀。最终，中共在罢工和起义中精心筹划并艰难创建的上海市民政府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扼杀。
不可否认，上海市民政府的创建和实践都是短暂的，仅存24天的革命政权留下了太多遗憾。如果我们把目光局限于彼时的上海，这或许是一次并不成功的试验，然而当我们将视野向后拓展，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对巴黎公社的效仿和借鉴，恰为日后中共独立领导土地革命并建立苏维埃政权播下了种子。
（本文作者：束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