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月28日，“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卢新华到复旦大学报到。他进校大约一个月后，听老师讲解鲁迅的《祝福》，联想刚刚过去的时代，结合自己一代人的青春经历，创作激情油然而生。周末，他回到位于大连路975弄72号，当时未婚妻家的阁楼，以一台缝纫机当书桌，从晚上六点左右写到凌晨两点多。把笔一投，卢新华熄灯睡觉。影响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文学作品《伤痕》在上海诞生。

　　同年5月的深夜，宗福先花了三周时间，一边哮喘，一边拿着喷雾器，完成剧本《于无声处》。他说，自己是把十年的恐惧、屈辱、愤怒，和反思、怀疑、反抗，以及热血、激情、责任都注入了剧本。那个刹那，似乎眼前的剧本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存在，他把自己的灵魂交付给了它。

　　这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年份，上海孕育着变化，这座城市的街角巷尾里，孕育着许多事物的雏形，而这些事物，将完全影响一个时代的面貌。

　　【一】

　　1978年9月底的一天，在上海市机电一局标准件模具厂内，像往常一样，机器轰鸣，工人干活。忽然，车间上方的大喇叭响起，播出了车工邹振环的名字，要求他即刻去人事处报到。

　　在人事处办公室，干部递给邹振环一封信，这是来自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邹振环道谢接过通知书后，申请用厂里的电话给父亲所在的厂打了电话。此时，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的父亲正被下放劳动，在厂里打扫厕所。这是改革开放元年，恢复高考第二年。几天后，报喜的卡车开到了北京西路，要到邹振环家门口。但整个张家宅支弄太窄了，卡车没法驶入。送喜报的同厂工友纷纷从车上跳下来，一路敲锣打鼓走到邹家。许多年后，成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翻译出版史专家的邹振环重访这片区域，回忆这个时刻——对于邹家来说，这一年，是命运转折的时刻。

　　1978年，在普陀区的华师大二村6号内，33岁的褚君浩得到了自己考上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生的消息。大学本科毕业后，他一直渴望能继续深造成为科学家，但在非常年代，读书成了奢望。1978年3月，随着郭沫若的讲话公布，“科学的春天来了”。当年，粉碎“四人帮”后本市各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第一次开展研究生招生。

　　在华师大的褚君浩家里，房间只有12平方米，夜里父母睡大床，表妹睡沙发，表弟睡书桌，褚君浩睡小床。后来，在外地工作的兄姐把生下的孩子们送到上海，托父母照料，如此一来，屋内再无转圜余地。为了能有一点温习功课的私人空间，褚君浩每晚搭一张帆布床，睡到屋外楼梯的转弯处。他借着楼梯间灯光看书的样子，感动了住在5号楼的著名学者史存直和王养冲两家人。两位教授的蜗居当中，有一间浴室。没人使用的时候，他们允许褚君浩来。褚君浩就在浴室门口铺一张席子，坐在地上，膝盖上架一块搓衣板，看书、写文章。就着搓衣板，最终，褚君浩成为上海当年录取的1200多名研究生中的一员，得以师从红外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汤定元，开始了他在红外物理领域的科研生涯。

　　如果不是在上海，他们会有怎样的个人际遇？如果没有1978年，他们的人生梦想会怎样？
 

　　【二】

　　在春风尚未到来之前，心怀梦想的人，是善于等待的种子。

　　1966年，后来成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的杨洁勉，当时正读初二。学校停课，家里住房困难，他就到当时位于南京西路325号的上海图书馆看书学习。由于当时上图开放门槛从初三学生开始，馆里的工作人员以不到年龄为由，将杨洁勉拒之门外。从此这个极度自律的孩子，就将书房转移到了临近上海图书馆的人民公园。此后不管冬来暑往，他每天六点就到公园，等着公园开门后，边锻炼身体边等天亮。然后，就在透进阳光的树丛中轻声朗读、背诵《诗经》、唐诗宋词等直到九、十点。那时候书籍匮乏，所有的文本都是杨洁勉手抄的。等到好不容易弄来一套许国璋英语教材，杨洁勉更是如获至宝地每天阅读自习。这样自律的学习习惯，一直被杨洁勉带到1970年江西铜鼓县的插队生涯中。1973年，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师范大学英文系，回到故乡。作为一名工农兵学员，这次他拥有了“合法”身份，能理直气壮走进南京西路325号上海图书馆了。杨洁勉记得当时的读书氛围：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中期，上图里许多类别的书还不对外开放。唯一能看到外文书的，是三楼外文科技阅览室。在高敞的阅览室里，能进入这里的读者都有争分夺秒的专注。

　　在天津路414号，当时的上海市美术学校所在地，正在上海市美术学校绘画专业学习的朱刚最向往的事，莫过于看大师兄陈逸飞的人物写生。1976年秋天，在校学生到浦东上海船厂实习。十月的一天，朱刚例行从家里到外滩准备坐摆渡船去浦东船厂。但在摆渡处，听到人们议论起来：“‘四人帮’被粉碎了！”等到了船厂，消息已经传开，所有的学生熬了一个通宵，绘制漫画。翌日清晨，同学们坐船回到浦西，将巨幅漫画贴在外滩墙面上，等到贴完，天开始亮了。远远走来了庆贺的游行人群。这是朱刚人生中第一次熬通宵。两年后的1978年，朱刚毕业。后来，他成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上海美术学院刘海粟研究中心主任。而他的大师兄陈逸飞在1980年代初出国，成为蜚声中外的画家。

　　倘若一个人在青年时代，曾见证过时代的大变化，那么在此后人生的任何时刻回忆起当时，都能感到，大地回春时的不可抗拒。
 

　　【三】

　　即便在非常时期，上海的魅力也未消退。

　　1977年，王诗槐从老家安徽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第一次到上海。早在巢湖地区文工团时，王诗槐就对上海隐隐有些好感。巢湖的团里有一些上海人。从外在看，上海人总是在穿着方面非常注意。即便在穿着统一服装时，上海人会搭配一条围巾或者一枚胸针，上海人会穿一双皮鞋来搭配西裤。在饮食上，上海人会在食堂吃大锅饭时，取出一只从家里带来的小小玻璃瓶，姿态优雅地从中拿出一只醉蟹，然后津津有味地拆壳品尝。他们总是与众不同，像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家。他们身上这份不自觉流露出的体面和讲究，教人对上海这个城市也充满好感和好奇。到底什么样的土壤会培养出这样一群人呢？

　　1984年正式成为上影厂的演员后，王诗槐有机会充分接触上海人。1949年前就在上海拍戏的演员刘琼，随身带三种烟。抽烟时的姿势和缓缓吐烟时的派头，犹如电影场景。刘琼还懂衣服料子，进了裁缝店，用手在陈列的外套上一捻，就能说出毛料产地。这些上海人随意展示的生活细节，足够教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瞠目结舌了。但更令王诗槐印象深刻的，是上海老演员们在业务上的讲究。

　　上海城市精神里，那些曾被打压的精致部分，又慢慢恢复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一度，为了让家人跟上时代节奏，朱大建身为普通工人的父亲刻意把自家位于西藏中路厦门路的衍庆里的三层阁置换到了甘泉新村。但在上世纪60年代，父亲却与工人新村里尚武的邻人不能共处。朱大建也几乎成为一个打架滋事、时常挂彩回家的青年。为避免是非，1967年，全家从甘泉新村搬到昌化路小菜场附近的本地农民房居住。不久朱大建和哥哥相继插队离沪。1977年，朱大建在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参加高考，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回上海。成年后，他成为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成为新民晚报副总编辑、上海作协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写过很多怀旧的文章，他一直在上海，但却没有回过童年的甘泉新村。

　　1970年，从上海中学毕业后，诸大建和同龄人一样，下乡插队。他到了籍贯所在的浙江余姚，经历招工、读书、任教等又辗转到青海、长沙等地，整整16年，每次只要有机会回上海，他必定是要到老上海最核心的城隍庙周边转一圈。当时庙关门了，许多商铺也不再营业，小时候见惯的艺人消失了。但饮食店还在，诸大建坐下来吃一碗宁波汤圆，或者点一客南翔小笼包。上海，对他来说，是风筝线那一端的乡愁，也是鼓舞他前进的动力。1986年，诸大建读研究生回到上海。如今,他是同济大学特聘教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理事会专家、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

　　在讲解上海的城市魅力时,如何能不提到40年前的这一年？一座城市和无数身处其中的人，互为映照，迎来百废待兴的飞跃。